船長逃命和教師自殺，“國民性”的兩面？
■ 一家之言
韓國沉船事故中，船長逃命和教師自殺形成了對比，但這不能完全歸結到“國民性”上面，更應被看作人性的兩面。
載有476名乘客的韓國“歲月”號客輪，16日在韓國珍島郡屏風島以北海域沉沒。截至昨日17時20分左右，已有32人遇難，仍有270人下落不明，其中超過200人是學生，失蹤人員中包括4名中國公民。
此次沉船事故，在國際上引起高度關注。在中國網絡上，此次事故中出現的兩種迥異的行為方式，引發網民熱議：涉事客輪船長李俊錫在事發后不是積極指揮救援，而是率先逃離；而成功逃生的京畿道檀園高中教導主任姜某，則自縊身亡，他留下遺書稱，200多人生死不明，我沒有信心一個人活下去，所有責任都在于我，是我籌劃了此次修學旅行。
一邊是率先逃離的船長，一邊是在自責中自縊的教師，在同民族的人的身上，出現這判若霄壤的兩種“自處模式”，它們呈現強烈反差。這也讓人質疑：同樣是人，為何差別如此之大呢？
毫無疑問，船長率先逃離，確有求生本能的成分在其中，但慮及其身份，他顯然違反了社會所認同的一種不成文的“角色倫理”：發生海難，船長應最后離船（這源于1852年2月英國“伯肯黑德”號在開普敦海岸觸礁的案例，當時船長薩爾蒙德命令先讓婦女兒童坐上僅有的三艘救生船，結果，船上642人中有193人生還，包括船長在內的所有官兵和船員全部遇難）。
求生是人之本性，但后賦的教化，會導致人會裹上某種文化習性。在中國古語表述中，也即所謂“習相遠”。教師姜某自殺，基點是“恥感”，從中可以看出文化習性的修為程度：據日本媒體報道，在此次海難中，很多教師們可能為讓學生先行逃離而未能及時逃生。這似乎也契合了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中指出，美德是通過部落成員的共識和推崇而慢慢成為所有人的行為準則并遺傳下去的。
也正因文化習性會伴隨著道德認知與無形回報機制，所以它會被奉若圭臬。姜某自縊，內含著這種文化習性驅動；而貪生怕死的船長逃生后，也會被一個社會所推崇的榮譽感和相反的恥感所釘牢和敲打，他自己就說，沒臉見人。
很多網民以“國民性”作為解釋框架，去看待這兩種行為，得出推斷韓國民族文化中的共性成分。毫無疑問，沉船中的教師和船長、船員同為一個族群，會受到相同的文化習性的浸染，但做出迥異的行為選擇，說到底，還在于文化習性的“密度分布不均”有關：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誰也沒法保證，他們都處在一個道德水平線上——盡管韓國的恥感文化確實濃郁。
從職業來說，韓國教師的職業倫理要求一直很高，對文化習性的獲得也很強調“一日三省吾身”，所以會在教師群體中普遍體現先人后己的行為方式。盡管不能說韓國的船員職業倫理的培育層次較低，但具體到個人，文化習性的獲得并不一致，如船長李俊錫在海難時未具備應有的職業倫理準則，可能有其輪船公司的責任，也有可能源于個性中的消極成分。
說到底，船長逃命和教師自殺，不能完全歸結到“國民性”上面，更應被看作人性的兩面。這起悲劇，確實內蘊了不少“民族的”因素，但也為審視人性與文化習性的繁復，提供了一個沉重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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