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改變他人更改變自己

支教隊員邰桂龍在西吉平峰中學為初三學生上英語課。

　　在云貴高原：這人，這校，這座小鎮

　　“我夢想，將來能回家鄉行醫。”

　　陳洪平，來自貴州息烽縣九莊鎮的山里娃，如今是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在讀的大一學生。他是該縣恢復高考(微博)30多年考取國內名校的第一個學生，也是復旦大學研究生西部支教15年間，帶出的第一位“學弟”。

　　陳洪平畢業的中學，名叫烏江復旦學校，是復旦大學援建的一所具備一流硬件設施的現代化中學。2006年，10歲的陳洪平進入烏江復旦學校就讀，也是從這一年起，復旦大學每年都派出由2—4名研究生組成的支教隊，在這所學校接力扎根，教書育人。從初一到高三，7批復旦支教隊員在教授陳洪平各種文化知識的同時，也在他的心中澆灌了一個“復旦夢”。

　　在這里，復旦的支教隊員們做的可不只是教書，更是一場“烏江實驗”—通過創建學生社團和學生自主管理等機制創新，試圖探索素質教育在農村地區更好落地，讓山區孩子能獲得更多信心，確立自己的目標，做一個有尊嚴、有健全人格、對社會負責的人。像很多城市學校一樣，烏江學校有跳街舞、現代舞等的舞蹈社和天文學會、手工制作協會等眾多社團，學生每周一、周五有專門的社團活動時間；“復旦學聲”廣播臺每日播報節目，涵蓋時事新聞、校園動態、班級風采展示等多方面內容。新鮮活躍的校園文化活動，對很多山里孩子來說都是第一次接觸。

　　改變命運的不只是陳洪平。時光倒轉9年，烏江復旦學校原是九莊學校，一所九年制農村校，學生數不過1000余人；如今則是“脫胎換骨”的12年一貫制學校，學生數超3000人，教學水平擠進貴陽市中等偏上水平。有了第一個“復旦生”，烏江復旦學校更是名聲“暴漲”，許多優秀初中生寧愿放棄縣城中學而選擇留在這里讀高中，還有個別后進棄學學生又跑回來，申請繼續求學。

　　3000多名師生聚集在人口不過3萬的鎮上，9批支教隊員的持續駐校，每年還有與復旦大學學生交流、教師掛職等活動，甚至，也在潛移默化地改變九莊鎮。學校旁邊有了熱鬧的新街。一位有28年教齡的老師說，從烏江復旦學校畢業的學生，有些已經當了家長，他們的自身行為習慣、家庭觀念、社會意識，“都不一樣了！”

　　發自寧夏西吉的信：那些花兒，那些感謝和期望

　　“尊敬的小車老師，你好。你為什么只能給我們教一年的時間？我好想讓你一直給我們教到初中畢業呀。老師，你還記得你第一次和我說話嗎？那時候，我對人生疏，不敢說話。你走到我面前，用很簡樸的幾句話問我：‘你喜歡唱歌嗎？喜歡誰的歌？你叫什么名字？’也許你忘記了，可是你的一言一語使我這個沒有被老師呵護過的學生記在心中。你還給我機會讓我批卷子，讓我給同學們講故事，你還會主動向我賠禮道歉。你給了我信心，讓我的語文成績漸漸提高。老師我會的，我會讓你覺得你沒白來這里，因為你至少讓這些農村孩子感到了什么是‘愛。

　　這是一個叫高秀媛的六年級學生寫給復旦第九批支教隊員車智怡的一封信。這樣展示著一顆年少的心靈因支教服務而悄然發生著改變的信，幾乎每一批、每一位復旦支教隊員都有。

　　“第五屆研究生支教團成員宋瑞秋和牛念宗，通過家訪了解到一名叫楊富雷學生家中父親因車禍腿骨、腰骨骨折，原本一貧如洗的家負債累累，在縣重點中學上高三的姐姐面臨輟學，楊富雷的學習也直線下降。他們緊急向復旦大學求助，聯系捐款，解決了楊富雷父親就醫的燃眉之急；宋瑞秋班上有一名叫黃金龍的學生，學習成績在年級排名第一，但因為家中勞動力人手不夠而要輟學，他們帶著三個學生步行30里的山路到了學生家的地里挖土豆，感動了學生的父母，終于使他重返校園，繼續學習。第八屆研究生支教團成員余佳奇和朱湘在課余時間發揮自己的特長，為清真寺阿訇講授電腦課程，為王民鄉政府維修電腦。他們的行動受到了鄉親們一致的好評……”

　　這是寧夏西吉王民中學校長馬虎山在復旦大學研究生支教服務十周年時，寫給復旦大學領導的一封感謝信。信很長，除了這樣的支教學生故事，還細數了學校“翻天覆地”的變化：“十年前，王民中學校舍緊缺，基礎設施落后，信息閉塞，教育資源匱乏，學生輟學率高、教育教學質量比較差……現在，王民中學成為全國首家‘寬帶學校’；新建的學生宿舍解決了近100名學生住宿難的問題；2003年修建了花壇；2004年修建了新廁所；2006年栽種了‘復旦王民林’……”

　　1999年，中國青年志愿者扶貧接力計劃研究生支教團項目啟動，復旦大學是最早響應團中央、教育部(微博)號召的16所高校之一。這一年8月，復旦大學由5名成員組成的第一批研究生支教團離開繁華大上海，奔赴寧夏支教，位于黃土高原最貧瘠地帶的西吉縣，是他們的首個目的地。

　　在支教開始的同一年，復旦大學團委就開始牽頭舉辦“你支教，我助學”的結對扶貧助學活動，還開通網上助學頻道，讓更多人了解西部，支援西部；2001年7月，復旦支教的三個教學點之一、有80年歷史的三合中學實現了高考上線率零的突破；2004年，第六批支教團員聯系為寧夏捐建起一所希望小學；美國科技教育協會的“鄉村中學音樂教育”項目在三合中學和將臺中學開始實施……

　　“在支教隊員努力下，各界人士的‘雪中送炭’溫暖了貧困山區孩子的心、家長的心。每當學生穿著嶄新的衣服、拿著獎學金奮發讀書時，我們感到三合中學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學校……”三合中學副校長、黨支書張玉良這樣說。他還將學校教育質量的穩步提升，歸功于支教服務：“我們這里缺好老師，支教老師承擔了高中主干課堂以及本校老師無法開的課程。扶貧支教是解決農村現有教育的一條最好的途徑。”

　　我的青春我的團：“用一年時間做終身難忘的事”

　　—家訪時，女孩子趴在我耳邊問：“馮老師，你夏天穿裙子嗎？”“難道你們不穿嗎？”我問。“才不呢！縣城里的人敢，我們不敢，村里人要罵的。我們夏天都穿長衣長褲，連短袖上衣都不敢穿。”聽后我大為驚訝，肯定地說：“我會穿的。我還會送你們每人一條裙子，咱們一起穿。”此后，我真的送了我任課班級的女生一人一條裙子，她們很開心，并且告訴我在家偷偷試過了。我想她們和我一樣都期待著夏天的到來。

　　這是2001年第二屆支教隊員馮艾支教日記里的一段記載。如今的馮艾，已是上海市教委一名公務員(微博)。今天回憶起支教生活，這樣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中顯示出的社會變遷和生活方式變化，依然讓她感慨。“十幾年，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志愿服務。志愿服務對我來說，已經從沖動和理想，變成了一種習慣，更成為了我身邊的朋友、同事、家人以及現在年輕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我當初支教的學生，已經有五六個也參與了西部志愿計劃，這種言傳身教，薪火傳承，讓我對于志愿服務的心更堅定了。”

　　“用一年時間做終身難忘的事，我們的收獲遠遠大于付出。”這樣的話，在采訪復旦支教隊員時，幾乎隨時都會聽到，儼然是一代代支教團的“共識”。

　　西部支教的條件很艱苦，十多天不能洗澡，土豆是家常便飯，徒步20公里家訪，趕集時“搶購”白菜、雞蛋等“稀缺物資”，還有工作不順、想家而情緒低落的時候……但那種純凈天空下自在成長的快樂與“被人需要”的自豪感，更為強烈。

　　“當我站在黃土高原的三尺講臺上，每句話都有那么多孩子在聽、在相信，當我意識到每句話都可能影響別人一生的時候，那種被需要的感覺，讓我更加腳踏實地，也蕩滌了我身上的浮躁氣息。”2011年在寧夏西吉三合中學任教的第十二批支教隊隊長申宸這樣說。

　　在西吉，曾有一位當地婦女一眼就認出申宸是上海新來的研究生老師，理由是他“跟10年前在當地支教的上海學生氣質一模一樣”。這次偶遇，讓讀計算機軟件專業的申宸生出當教師的理想來：“如果10年了你還記得一個老師，足以說明這個老師給你產生多大的影響。”

　　“一年時間會過得很快，你們總是要回到學校的。但一旦確立起為民族、為人民的社會責任感，你們的西部支教就沒白來。”原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秦紹德曾在致第六屆支教隊員的信中這樣寫道。

　　第一批支教團有團員5人，如今，復旦的西部支教已發展到了寧夏、貴州和新疆三個點，每批20人的規模。每年的西部支教隊員選拔，因為報名者踴躍，都要經過激烈PK；即使未去親身支教，支教服務也已成為復旦所有學生都熟悉的一個項目。復旦邯鄲校區有6座教學樓，西部支教團則被稱為“七教”。

　　更多的影響還在延續。這幾年，越來越多的復旦大學畢業生選擇赴西部、基層、國家重點單位就業。以2014屆畢業生為例，目前已有131人赴西部就業，比去年同期多了20%；畢業生參加各省市基層選調生、村官計劃報名人數超過300人；畢業生進入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新興戰略產業和大型國有企事業單位畢業生數量超過60%，進入航空、航天、核工程、電子科技信息等重點引導單位人數同比上升了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