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招生掮客”黑幕：名校學位被明碼標價

　　動輒數十萬，誰在操縱“名校學位”市場？——揭秘“招生掮客”黑幕

　　新學年開始，全國曝出多起“為辦入學名額遭騙”的案例，多名“招生掮客”被查處。記者調查發現，在不少地方，通過掮客運作孩子入學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造成不少地方義務教育階段的“名校學位”被明碼標價、越炒越高。

　　誰是“招生掮客”？

　　8月15日，兩名無業人員張麗萍和馬然，因詐騙罪終審被法院判處11年半和12年半的有期徒刑。

　　法院審理查明，2012年1月至9月間，張麗萍和馬然經過張某，在互聯網上發布能辦理海淀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中關村第三小學等學校入學名額的信息。15名家長信以為真，將共計266．6萬元交給張某。張某從中扣除23．6萬元作為好處費，隨后將243萬元交給馬然，馬然扣除58萬元之后，將185萬元交予張麗萍。

　　在辦理入學過程中，張麗萍、馬然明知擇校無望，仍虛構身份和辦事能力。為了敷衍家長，他們謊稱教委開會傳達禁止擇校，讓家長延期辦理擇校。后來，為逃避催問，他們拒絕接聽孩子家長的電話，直到事情敗露，兩人都未歸還錢財。

　　8月17日，山西破獲類似詐騙案件。太原一名普通職工詐騙35名家長300余萬元。8月22日，內蒙古包工頭李某詐騙8名進城務工家長9萬余元。

　　北京家長宋女士也曾有類似經歷。為了讓孩子上海淀區一所知名中學，她找到了“能人”白某。

　　“他說話非常謹慎。第一次見面后我又找了他好幾次，才勉強答應幫我試試。”宋女士說。雙方商定了一個看似非常可行的方案：宋女士提出希望孩子上的3所目標學校，總費用15萬元，事成之后再給錢，辦不成不要錢。

　　在隨后的過程中，白某總能在招生、入學的關鍵時間點說出一些有價值的信息，并承諾“已跟領導打好招呼”，讓宋女士放心。誰知招生結束后，宋女士的孩子并沒有進入三所名校中的任何一所。

　　“后來我才知道，他給很多人承諾，海淀區所有的名校都有他的‘客戶’。如果有人剛好派位進了其中一所，他就成功了。而那些有價值的信息，大多是通過新聞了解的。”宋女士告訴記者。

　　無業人員、普通職工、包工頭……這些真實身份距離招生權力實際非常遙遠的幾個騙子，但卻利用家長擇校的迫切心理以及名校招生“掮客規則”的泛濫，欺騙了不少家長。

　　“騙子成功的幾率還是比較小的。”某單位負責協調“共建生”工作的吳海（化名）告訴記者，比騙子更可怕的是真能辦事的掮客。他們有的將“名校學位”明碼標價、越炒越高，也有的辦事不收錢，但交換“人情”與“資源”。

　　記者了解到，真“掮客”往往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利益鏈條。需要有上游與下游兩條線，上游連著“需求”，下游連著“資源”。

　　萬權（化名）是一家外資企業負責政府關系的高級經理，他自稱有一個“圈子”，專門幫人解決各種疑難問題，其中需求最旺盛，也最難辦的是“讓孩子上名校”。

　　萬權告訴記者，小升初取消考試之后，校長掌握著巨大的招生權力。入學規則變得越來越復雜，打通校長是最關鍵的環節。于是，掮客們將一個個“條子”通過朋友、親戚、上級領導遞到校長們手里……

　　掮客如何運作招生？

　　多數掮客的通道終端是校長，大部分學校校長重視生源質量，并不愿協調“條子生”，但條子來了，如何消化呢？

　　第一種方式：計劃。校長在學校當年的招生計劃中予以安排。在幼升小、小升初取消考試之后，學校招多少人需要報計劃，但招什么人校長有很大發言權。

　　第二種方式：共建。共建生不受學區等限制，是政策允許的擇校生。校長手里的條子，一部分需要通過共建單位的“指標”消化，共建單位也本著“互相幫忙”的態度，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給多少“共建”指標，校長有很大發言權。

　　第三種方式：擇校。國家對公辦高中收取擇校生有人數、錢數、分數的限制，但超計劃數違規招生現象仍然存在。今年8月4日，教育部(微博)通報河北省衡水市衡水中學違規收取擇校費138萬元的問題。經查，衡水中學2012年、2013年超計劃數招收擇校生52人，違規收取擇校費104萬元；對23名轉入學生違規收取擇校費34萬元。校長張某某被給予行政警告處分。

　　第四種方式：流動。比如，學生被A高中錄取但不去報到，而在B高中上學。

　　第五種方式：補錄。需要擇校的學生在填報志愿時只報一個志愿，如未被學校錄取則造成“死檔”，學校再通過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申請補錄計劃”等幫助其就讀該校。比如，近期湖南省長沙市教育局被曝在核定、下達招生計劃過程中，存在追加計劃數量過大、審批手續不完善、管理不嚴格等問題。該市負責中招工作的基教處處長陳某某被行政警告處分。

　　記者采訪發現，一些處于權力核心的人往往被迫成為掮客的同謀。一位地方教育干部說，一些領導迫于各方關系，經常需要寫條子，非常苦惱。據說有領導和校長達成一致：用鉛筆寫的條子才辦，其他筆寫的不辦；豎著寫就辦，橫著寫不辦。

　　規范招生讓掮客沒了“生意”？

　　運作、找關系、打招呼等“潛規則”不斷侵蝕派位、推優、特長等“真規則”，教育公平被踐踏。

　　隨著條子越來越多，名校出現“肥胖癥”。有些名校一個年級有近20個班，每個班有近50個學生。一些超級學校擇校生的比例甚至超過50％。家長、學校、教育主管部門不堪其苦。

　　校長的個人生活也受到影響。一位名校校長告訴記者，自己有兩部手機，招生季會把常用的手機關掉，只在半夜打開看看有沒有重要的事情。因為半夜給朋友回信息，經常遭到嘲笑。

　　但是，掮客們的“生意”卻似乎十分“安全”。隨著義務教育階段贊助費被禁止，在掮客運作入學的利益鏈條上，往往有一個環節是“干凈”、隱蔽的——沒有賬面的金錢交易，查處非常困難。家長也畏于孩子已經入學成為“人質”，長期保持沉默。

　　統計數字顯示，今年北京市小學就近入學比例為93．7％，初中就近入學比例為76．82％，家長戲稱北京迎來“史上最嚴入學季”。北京市織染局小學校長王鳳嶺說：“今年的擇校生我一個也沒收，一句話就解決了：學籍不在學校管理，而且學校也沒有招生權。我解決不了。”

　　一些校長認為，今年就近入學政策落實得好，因為和中央反四風、群眾路線教育等活動相結合，沒有人敢碰這個紅線了。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程方平說，要確保入學政策公平化得到持續，必須進一步縮小優質校和普通校之間的差距，推動教育更高水平的均衡發展，才能解決擇校等“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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