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督學，守護教育“責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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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校實行責任督學掛牌督導是加強學校與社會聯系、辦人民滿意教育的有效形式。在兩年的時間里，北京市實現了1683所中小學校掛牌督導全覆蓋。在教育教學過程中，難點多、矛盾多，如何讓掛牌督學實實在在地發揮作用？北京市做出了積極探索。
張鳳吉是北京市懷柔區的一名責任督學。2015年9月，在懷柔某中學督導時了解到，校園周邊一些商鋪給學生提供玩游戲的專門房間，致使有的學生迷上游戲不回家。有的商鋪零賣煙給學生，學生可以一支一支地買。學校干部找到商家交涉，要求采取整改措施，但商家的態度很惡劣，不僅不配合，還恐嚇要打學校干部老師。
張鳳吉了解情況后，一方面直接找到教委安全辦負責同志反映情況，請求協助解決。另一方面與該校校長研究解決辦法，從學校內部教育入手，教導孩子們靜心學習。雙管齊下，終于將問題解決。這一事例，折射了北京市近700名責任督學日常工作狀態的一個側面。
自2013年9月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在全國范圍內正式啟動對中小學校實施責任督學掛牌督導工作，兩年的時間里，北京市1683所中小學校已實現掛牌督導全覆蓋。每所中小學校門前懸掛責任督學公示牌，684名掛牌責任督學深入每所中小學校，針對學校校務管理、課堂教學、學生健康成長、教師專業發展、校風學風建設等內容進行經常性督導。對掛牌督學們來說，自從掛牌第一天起，他們就有了一份專屬于自己的教育“責任田”。
責任督學幫助學校解決實際問題
無論是教育領域的專業工作者，還是廣大家長與學生，都有這樣一個切身感受——哪里有教育需求，哪里就有教育督導。師德師風、杜絕義務教育階段“擇校”現象等教育改革進入深水區之后的重點、難點問題，都需要教育督導及時、有效跟進，并發揮監督作用。
采訪中，記者看到這樣一份沉甸甸的責任督學掛牌督導制度案例本，里面每一份案例，都是一份當前教育難點問題的呈現，也都凝聚著責任督學們的責任與心血——
“我是責任督學姜麗民。那是2015年11月20日的上午，剛從一所學校聽完第二節課的我，手機鈴聲突然響了起來，是學校一名六年級學生家長打來的：自己的孩子連續不寫作業還出現了說謊的現象。由于老師與家長溝通不到位，處理方式不夠嚴謹，造成孩子不想上學。家長和教師幾次的溝通，效果也還是不理想，家長覺得很無助。”
“我是督學劉振鳳。2014年11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被督導學校教師的郵件，言辭非常激烈，狀告學校一名主要領導在評職、推薦區級骨干教師中不公平，偏向自己關系好的教師。看得出，矛盾比較深，情緒很激動。”
“我是責任督學何艷紅。我們鎮有一所中學，校門口的路況狹窄，加上農田作物晾曬，農業垃圾隨意堆放，對學生出行極不方便。還有一所中學緊鄰鎮級公路，卻沒有交通設施，對學生交通安全構成了很大威脅。”
教育教學過程中，難點多、矛盾多，如何優化督學責任區設置，引導責任督學積極參與責任區教育改革，充分發揮掛牌督導在改革中的監督、指導、促進和保障作用，北京市做了積極的探索。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市政府教育督導室主任唐立軍介紹，以北京市東城區為例，責任督學直接參與學區工作委員會的工作，及時了解教育改革的方針政策，同時，將學校難以解決的問題在學區層面進行解決，成為改革“助推器”。朝陽區實施掛牌督導以來，責任督學共接聽電話10684個，反映學校問題的約占15%，都通過掛牌督導工作流程得到了妥善解決。責任督學已經成為幫助學校解決實際問題的“催化劑”。
提升責任督學工作科學性，需要制度“保駕護航”
隨著責任督學承擔的責任越來越重，如何提升教育督導工作的科學性與現代化，是北京市開展教育督導工作過程中，著力思考的問題。
如何讓掛牌督學的制度不流于形式？如何讓掛牌督學能實實在在地發揮作用？如何通過制度保障賦予責任督學以充分的權利？這些都是掛牌督學制度實施之初，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導室副主任關國珍一直在思考的，“掛牌督學督導意義重大，同時也極具創新性和挑戰性。”
??? 為了更好地推進責任督學制度的實施，北京市各區縣都做了不少的制度配套。為了讓督導更有針對性，都瞄準老百姓最為關心的問題，關國珍介紹，北京市先后開展了“減負”督導監測，建立了全市減負督導監測數據庫；開展初中開放性科學實踐活動專項檢查和“應對空氣重污染工作”專項督導，督促檢查停課不停學等措施要求的落實情況；開展了中小學校開學前后工作專項督查，確保開學各項工作落實到位等等。采訪中，記者得知，經兩年多來的創新實踐，責任督學掛牌督導工作獲得了學校、家長和社會的普遍認同。責任督學正在由最初的“不理解”變為“被需要”，由“擔心走形式”變為“實際真管用”。每一位中小學責任督學都有了一份專屬于自己的教育“責任田”，許多責任督學被學生家長稱為“總有回音的熱線”“未曾謀面的貼心人”，在政府、學校和家長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實習生楊張若然參與采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