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專業調解專治“疑難雜癥”

　　隨著社會發展,我國社會的矛盾糾紛種類也悄然發生變化,醫療糾紛、交通事故糾紛、物業糾紛等行業性新矛盾新糾紛不斷出現,并呈逐年增多趨勢,如果單靠傳統人民調解組織調處此類專業性相當強的矛盾糾紛,往往事倍功半,效果不佳。

　　“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需要人民調解去化解更多的專業性專門性新興性矛盾。”浙江省司法廳廳長馬柏偉介紹,浙江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地區,較早遇到了新矛盾新問題。2013年,開始探索建立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委員會,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

　　目前,全省已建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委員會1310多個,涉及醫療、教育、環保、金融、物業、交管、商會等15個行業、領域,已基本實現了重點行業、領域全覆蓋。

　　4月底,《法制日報》記者專程趕赴浙江諸暨、余杭等地,采訪了有關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的那些人那些事。

　　專家“坐診”快速調處醫療糾紛

　　諸暨是“楓橋經驗”的發源地,老百姓遇到醫療糾紛,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遠近聞名的“老中醫”王西夫調解。

　　老王是一名資深人民調解員,在人民調解這條路上已經走了35個春秋。他有項記錄很難被人打破:自1983年當上鄉鎮人民調解員以來,經他手調解的矛盾糾紛沒有一起反悔的。

　　4月28日,記者來到位于諸暨市陶朱北路8號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時,王西夫正在調解一起醫療糾紛。他頭發花白,但精氣神十足,拿起病例本,說得頭頭是道。

　　“我這是久病成醫,見得多了,懂點皮毛。醫療糾紛調解不同于普通鄰里糾紛調解,對人民調解員的醫療專業知識要求非常高。”王西夫說,他原來連病歷都看不懂,更別提調解醫療糾紛了。

　　王西夫回憶起10年前剛到醫調會的場景:“第一次調解,我完全被醫院方面牽著鼻子走,根本分辨不出誰對誰錯,說出來的話也不能讓雙方信服,最后不得已,請了外援,才解了圍。”

　　諸暨市司法局基層科了解到老王難處,也給老王創造條件,時不時地邀請當地名醫,面對面、

　　手把手地教他怎么看病歷,怎么判斷醫療事故的等級,怎么認定醫療糾紛中雙方責任。

　　王西夫的醫學水平“蹭蹭”地往上漲,從會看病歷,到能從病歷里挑刺,從能聽懂醫生的專業術語,到會判斷醫生有無過錯。

　　“一般小問題我都能應付,但遇上大事,還得請專業人士把關。”說著,王西夫叫來了醫調會副主任趙錫峰,老趙是浙江大學醫學院科班出身,曾是一名外科醫生,專業性不用多說。

　　“那么多人來我們這兒解決醫療糾紛,就沖著公平來的,相信我們能一碗水端平。所以,我堅持一個原則,拿事實說話,用證據定責任,給患者一個明白,還醫院一個清白。”趙錫峰說著,打開了他的手機通訊錄,對記者說,“你看,各類專家的聯系方式都在這里頭。”

　　趙錫峰說,醫療糾紛的激烈程度、化解難度超乎想象:“判定糾紛責任專業性強,醫患雙方理解差異大,加上信息不對稱又加劇了雙方對立,通過鑒定明確醫方責任,又需要花費患方大量精力。”

　　有鑒于此,諸暨市醫調會發揮專業特長優勢,充分發揮這里的人民調解員既懂醫學又懂法律的優勢,對每起醫療糾紛的醫方責任都進行客觀、公平、權威的評判,而后提出調處方案,賠償內容、標準全透明。

　　由于做到了全程客觀、公開、公平,醫調會拿出的調處方案往往也更容易被醫患雙方所接受。

　　趙錫峰告訴記者,醫調會在浙江許多地方都有,諸暨醫調會最大的特點就是快,絕大部分醫療糾紛在一星期之內都能解決。

　　高效調解得益于諸暨市推行的醫療風險金制度。按照規定,每年,諸暨市各大醫院根據本院業務量和人數,都要事先往醫療風險金賬戶里存一筆錢。醫療糾紛一得到解決,醫調會馬上開支票,患者就可以去銀行取出賠償金。

　　專業、公正、高效,在記者看來,這就是諸暨市醫調會5年來成功調解1518起醫療糾紛、無一起反悔的一大原因。

　　訴調對接一站式調處交通事故

　　杭州市余杭區境內,有1條繞城公路、6條高速公路、兩條國道、5條省道穿境而過。

　　道路村村通,便利是便利了許多,但也帶來交通事故多發的新問題。

　　“從2006年到2017年,全區年道路交通事故從兩萬多起增長到20萬起,增長了10倍。僅靠我們現有警力去處理,到年底都處理不完。”余杭區交警大隊民警夏華杰說。

　　余杭區創新的道交事故處理一體化體系解了這一難題。

　　走進余杭區交通事故調解處理中心,記者看到,事故受理、事故認定、車輛檢驗、傷殘鑒定、保險理賠、人民調解等業務窗口一字排開。更令人注目的是,余杭區人民法院交通事故審判庭也直接入駐中心辦公。

　　夏華杰說,不出這大門,交通事故所有賠償事宜都可在這里搞定。

　　在人民調解窗口前,人民調解員蘭勝昔正在調解一起因超速引發的交通事故,記者想見縫插針跟他聊聊,卻發現根本沒有機會,直到中午吃飯時,他才擠出時間來。

　　“不好意思,案件一個接一個,有點忙不過來。”蘭勝昔說,他從事調解工作10年,化解的糾紛上千起,調解時口若懸河,可接受記者采訪,卻不知道從何說起。

　　“交通事故調解與其他調解有什么不同?”

　　“什么樣的糾紛最頭疼?”

　　隨著記者提問,蘭勝昔逐漸打開了話匣子:“調解能否成功,需要當事人配合,但要當事人改變自己的觀點或作出讓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人是想多賠錢,有的人是為了爭面子,要準確把握當事人的內心訴求。”

　　蘭勝昔告訴記者,交通事故引發的糾紛通常發生在陌生人之間,打感情牌一般行不通。財產損失的案子還好說,一般都有保險,最怕的就是人身傷亡。

　　望梅路上發生的一起交通事故讓蘭勝昔印象深刻,貨車司機朱某行駛到丁字路口轉彎時,與一輛電動車發生碰撞,造成電動車上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僅13歲。

　　“每一次調解,死者家屬情緒都很激動,氣氛劍拔弩張,這類事件調解必須趁熱打鐵,拖得越久越難解決。”蘭勝昔意識到事情的緊迫性,立即主動介入糾紛調解,與死者家屬取得聯系,歷經10天調處,在他的耐心傾聽、勸解下,當事人最終接受了調解。

　　余杭區司法局局長鄭建芬說,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調解通過事前主動靠前,避免了事后被動處置,減少了大量因交通事故引發的訴訟案件和訴訟成本,同時促進公安交警執法水平提高,多方參與,實現多方共贏。

　　物調銜接讓物業糾紛就地調處

　　停在小區的車被劃了、門口垃圾沒及時清理、小區到處都是小廣告……業主去找物業公司理論,得不到滿意答復就拒繳物業費,最終物業公司將業主告上法庭。

　　類似事件,在余杭區眾多小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鄭建芬介紹,近年來,隨著城鎮化建設不斷推進,物業管理糾紛已成為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年均增長率近50%。

　　發生物業糾紛怎么辦?現在在余杭,業主可以在家門口找到專業調解組織——物業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

　　余杭區物業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設在城區中心人民大道上,在區住建局房管處臨街一樓,走進寬敞的大廳,就可看到調委會標識標牌、各項制度均醒目地張貼在墻上。

　　40歲的專職人民調解員袁麗亞迎面走來,她從事人民調解工作已有10個年頭,性格開朗、穿著時尚,與記者想象中的“老娘舅”形象大不相同。

　　“物業矛盾糾紛大多是日積月累產生的,很多糾紛鬧到法院,案子判了,積怨卻沒有化解,很容易反復。”袁麗亞認為,調解物業糾紛,找準“病根”是關鍵。

　　去年6月,袁麗亞從法院得知余杭區某大型社區的100多戶業主因欠繳物業費被訴至法院,立即前往小區調查,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說起這事,小區住戶陳先生一肚子火:“不是錢的問題,我們買了停車卡,交費停車卻找不到停車位,好不容易找到空地想停下,還被物業上了鎖。”

　　物業公司也覺得自己很委屈,小區停車位本來就不多,有些業主找不到停車位,就將車輛停在消防通道上,甚至直接橫在路中央,來回挪車不說,還造成了很大安全隱患,反復勸說無效,無奈才出此下策。

　　袁麗亞走訪后發現,該小區管理上確實存在問題,外來車輛也能暢通無阻進入,而且很多都是“僵尸車”,在小區里一停就是幾天。

　　袁麗亞找到物業公司經理,問道:“今年的物業費可以通過訴訟,明年怎么辦?你們這樣做是在激化矛盾,最終會形成惡性循環。”

　　通過反復溝通,業主代表最后和物業公司坐到了一起協商,物業公司承諾限制外來車輛進入,而且立說立行。

　　停車難問題得到緩解后,大部分業主也主動補繳了欠費。

　　針對物業糾紛井噴態勢,從2013年開始,余杭區司法局、區住建局積極破題,設立物業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建起了三級專業調解工作網絡,一般物業糾紛由村社區調解組織化解,重大疑難糾紛由鎮街調解組織化解,特別重大疑難物業糾紛由區物業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化解。

　　鄭建芬介紹,2017年全年通過“物調銜接”,余杭區共化解矛盾糾紛4545件,人民調解有效發揮了預防化解矛盾糾紛的“第一道防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