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醫調會當好醫患糾紛減壓閥

　　全國人民調解能手茅永斌堅持以中立第三方立場調解醫療糾紛。盧雪芬　攝

　　寧波市醫調會今年10歲。

　　10年前的2月29日,她誕生在寧波江北區大慶南路,取“學名”:寧波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

　　10年間,寧波市醫調會茁壯成長:

　　中立第三方、專家咨詢機制、理賠機制、立法跟進……這些閃亮的認證,讓醫療糾紛的“寧波解法”不斷成熟,穩健地走出浙江,走向全國,寧波市醫調會先后兩次被評為“全國模范人民調解委員會”。

　　寧波市醫調會有著怎樣的成長經歷?成長過程中有哪些故事?4月11日,記者與寧波市醫調會零距離接觸。

　　□　本報赴浙江采訪組

　　寧波市醫調會有兩個家,一個是出生地,在江北區大慶南路538號,2013年,搬到了現居住地,海曙區新芝路19-6號。

　　新家的門面并不起眼,一幢臨街的五層樓房,外墻瓷磚略顯斑駁,街兩邊綠樹成蔭,陽光映照出的樹影,在白磚上留下別樣光暈。

　　一樓入口處掛著三塊牌子,醫調會的門牌就夾在“調解服務中心”與“人民調解培訓中心”中間。

　　一樓只是入戶門,穿過有些狹窄的樓梯間,指示牌提示“寧波醫調會,請上三樓”。到了三樓,豁然開朗,玻璃門內,就是寧波市醫調會寬敞明亮的接待大廳。

　　在采訪過程中上下樓走了幾趟,記者有一種新體驗,“醫療糾紛的人民調解之路,也是在曲折中見光明,在千調萬解中樹立了中立第三方組織的公信力”。

　　專業人做專業事

　　醫調會大廳,一塊米黃色桌臺前,擺著兩張椅子,兩塊高懸至頂的紅色電子屏,分別顯示著“接待”“受理”的字樣。

　　正對門墻面上,貼著一個麥穗守護的心形人民調解標志,下方是八個大字:公平公正,明法析理。

　　朱杉杉,一個斯文的90后小姑娘,戴著黑框眼鏡,扎著馬尾辮,坐在值班座位上,等候接待來訪、接聽電話。

　　別看在前臺接待,杉杉可是天津醫科大學畢業,醫事法學專業,既學法,又學醫,還在醫院門診實習過。

　　杉杉謙虛地說:“我學得淺,實踐應用不夠,社會閱歷也缺乏,總之是有點嫩,所以在這里當文員。不像我們茅老師,他才叫一個厲害呢!”

　　杉杉口中的茅老師,叫茅永斌,是寧波市醫調會建立、發展的靈魂人物,也是醫調會的專業人士,他正是記者要找的人。

　　茅永斌出現在記者面前時,讓記者頗感意外,他麥色皮膚,身材健碩,快步如飛,除了頭發少一點,很難想象他已是68歲的人。

　　聽明來意后,茅永斌將記者引向他的主戰場——調解室。

　　調解室不大,擺著一張長形桌。落座,喝水,茅永斌和寧波醫調會結緣的故事徐徐展開。

　　茅永斌原是寧波市中醫院副院長、黨委書記,懂醫,自不用說,還當過醫務科長,代表院方處理過不少醫療糾紛。

　　2008年5月,讓茅永斌走進醫調會,除了專業的原因,用他的話說,還有一個理由是,他剛退二線,也沒有“第三代”,閑著無事,想去剛誕生不到兩個月的醫調會看看。

　　這一看,再難割舍；這一看,結緣十年。

　　2012年,茅永斌獲得“全國人民調解能手”稱號,他出名了,他的成名作是這樣一個案件:

　　鄞州區咸祥鎮西宅村村民周某,47歲,因感覺胸悶不適,去衛生院看病,心電圖檢查報告為“心臟Ⅲ度房室傳導阻滯”,但家人下班后,發現她猝死在浴室里。

　　接到咸祥衛生院報告后,茅永斌立即趕往衛生院。見周某家屬十余人在院長辦公室與院方爭吵,就出示工作證亮明身份,表明公開、公平、公正的立場。

　　茅永斌查閱了周某歷次就醫的病歷、心電圖報告單和用藥情況,跟死者家屬講醫學知識、法律知識,關鍵是用證據說話,最后死者家屬明白,周某患心臟病多日,但家屬無一人陪同看病,也無人知道她的病情,周某也未與家人商量,沒聽從醫院建議及時安裝心臟起搏器……

　　最終,死者家屬在后悔自責中,同意與衛生院達成調解協議。

　　茅永斌告訴記者:“不懂醫不懂法的人當醫療糾紛老娘舅,肯定不行。我們醫調會有5個調解員,全懂醫、懂法。雖然,真正參與調解的人不多,但我們有著一個198人的醫學專家咨詢庫,還有一個龐大的法學專家、律師庫作為支持系統。僅2017年,醫調會動用專家庫68人次,依托專家意見提出解決方案,最終都得到了醫患雙方的認可。”

　　“都說誰家的孩子誰抱走,想想,我倒是從醫院跑到醫調會,幫衛生系統抱孩子來啦!”茅永斌的幽默,讓在場的蔣學偉呵呵大笑。

　　蔣學偉是醫調會負責人,老家在“楓橋經驗”發源地——諸暨。他性格耿直,忍不住追本溯源:十多年前,寧波的醫患關系呈現出針尖對麥芒的緊張狀態,擺花圈、停尸體、砸醫院、毆打醫護人員,甚至陷入了“大鬧大賠、小鬧小賠、不鬧不賠”怪圈。

　　醫患矛盾為何白熱化?

　　面對記者疑惑,蔣學偉分析說:“極端維權方式背后,是信息不對稱造成患者對醫院的天然不信任,因為醫學常識掌握的少、專業術語聽不懂,患者認為在行政調解中出現了醫院說了算的問題,行政投訴同樣是衛生局當裁判員免不了會袒護,打官司又擔心耗財耗力。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中立第三方的專業組織介入調解,就多了一條依法、公正、靈活的化解途徑。”

　　“設立醫調會,充當醫療糾紛的緩沖帶、減壓閥,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將醫院內的糾紛引入醫院外,成為寧波應對社會新型矛盾的迫切需求。”蔣學偉自信地說,這就是我理解的“楓橋經驗”在寧波的現學現用,更是人民調解在行業專業領域的延伸。

　　中立公正樹立公信

　　“這個醫調會辦公的房子,是衛生局幫你們找的嗎?”

　　“不是。如果那樣,我們醫調會肯定走不遠。”

　　寧波市司法局人民調解工作處處長金慎,武漢大學行政訴訟法學博士,清瘦的臉龐透著書卷氣,回答問題干脆利落。

　　“醫調會不隸屬于衛生行政部門和醫療衛生單位,必須保證機構獨立、人員獨立、經費獨立,從而確保醫調會中立第三方的地位。”金慎坦率地說,一開始,關于錢由誰出,有各種版本,有說衛生系統劃撥一塊,有說保險費用里提取一塊,最后討論的結果是醫調會由司法行政部門指導設立,經費由各級政府財政保障,這樣才能保持超脫,確保調解的公信力。

　　蔣學偉不忘調侃地說:“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軟,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調解員公正的立場,更是醫調會樹立公信力的關鍵。

　　記者看到,在調解室角落的墻上,掛著一面面錦旗,每面錦旗背后都有一個調解故事。

　　“謝謝你,老娘舅”。每次調解成功,茅永斌都能聽到這句話,從患者及親人嘴里本能地蹦出。

　　胡攪蠻纏、哭哭啼啼,茅永斌會接觸到不同類型的患者,他的調解策略是因人而異,釋之以法,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促成雙方換位思考,找到利益的平衡點。

　　“有不少患者認為自己沒被公平公正對待,其實是醫院和患者溝通的問題,所以到我這里,肯定要想辦法給他解釋明白,打開他的心結,避免他的情緒擴大,進一步激化矛盾。”茅永斌向記者講述起多年前,一對舟山夫婦聽了自己的話后思想大轉彎的故事:

　　68歲的老姜因甲狀腺腫大,到寧波一家醫院看門診,醫生檢查診斷為甲狀腺癌,立即要進行全切手術,但發現有粘連,腫瘤很難剝除,手術沒有進行,建議他采取化療。

　　老姜不放心,轉到杭州醫院就診,并成功做了手術。為此,他多次找到寧波這家醫院索賠,醫院最終答應退還醫療費。

　　但老姜還是不滿意,拉上妻子,滿腹委屈地來找茅永斌,要求他主持公道,讓醫院給個說法。“我都按醫生說的辦,結果白白挨了一刀,花去醫藥費事小,關鍵是身體和精神都受到嚴重創傷”。

　　茅永斌了解來龍去脈后,循循善誘:“這個醫生診斷是沒錯,治療方案也沒錯,就是水平確實差了一點,又沒請醫生會診,醫院確實有責任,應當承擔相應賠償責任。但醫生人品絕對是好的,如果盲目給你開刀,可能造成更大傷害,甚至生命危險啊!”

　　老姜夫妻突然茅塞頓開:“對啊!醫療有風險和難度,老娘舅你講得太有道理了,我們不要錢了。”

　　讓茅永斌欣慰的是,心結打開后,這對老夫妻就高高興興地離開了醫調會,從此再沒有找醫院維權。

　　類似案例多得數不清,茅永斌翻出檔案,粗粗統計,至少調解了200起涉及死亡糾紛,單案賠付金額最高達252萬元。

　　創新機制立法跟進

　　對于醫鬧現象,金慎有著自己的觀察理解:“這是一種信訪化趨勢,應當遏制信訪不信法問題,將百姓引向法治化軌道。”

　　金慎認為,隨著社會治理模式轉變,傳統的宗族家族的個人權威逐漸轉向法律的權威。例如,傳統的熟人社會,調解時可以說給個面子。但隨著普法的深入,公民法治意識的覺醒,會質疑:我憑什么要聽你的?因而,依靠威權壓制,和稀泥不會長久。

　　新時代的人民調解,該怎么調?

　　多年的研究、實踐經歷的結合,幫助金慎找到一個清晰的答案,就是要深刻理解“楓橋經驗”精髓,以新方法化解新型矛盾糾紛,化矛盾糾紛于早于小,始終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堅持調解雙方自愿平等的原則,堅持依法調解,規范流程、公開透明。同時又不能僵化,發揮調解的靈活便捷優勢,為雙方找到最大利益平衡點。

　　醫療糾紛“寧波解法”最鮮明的特點,就是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與醫療責任保險理賠機制共存并處,有效地發揮保險機構的服務保障作用。

　　探索創新、立法跟進,是這一解法的發展之源。

　　金慎為記者逐一梳理了寧波醫療糾紛立法推進的時間脈絡:

　　2008年3月,寧波市以“市長令”形式,頒布了《寧波市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置暫行辦法》,首次將處置醫療糾紛引入人民調解機制寫入政府規章。

　　2010年1月,浙江省政府頒布了《浙江省醫療糾紛與處置辦法》,寧波經驗被整體吸收。

　　2012年3月1日起,《寧波市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置條例》實施,成為全國第一部關于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的地方性法規。

　　2013年6月21日,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與寧波市司法局聯合發文,對醫療糾紛訴調銜接中訴前、訴中對接機制進行了詳細規定。

　　“醫療糾紛的寧波解法,契合法治路徑。通過地方立法推動,解決了經費、部門銜接、渠道等問題,促進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的規范化,醫患雙方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障,醫療秩序得到有效維護,依法解決糾紛氛圍的形成,實現了多贏。”金慎評價說。

　　天庭飽滿,兩額生光,和孫弘義聊起調解工作時,發現他話不多,但條理、思路異常清晰。

　　孫弘義在法院工作了30多年,輾轉民庭、行政庭、審判管理辦公室等多個部門,2013年10月,經法院推薦到醫調會發揮余熱。

　　“來這兒,就是為了公益事業,為了社會和諧,多做點好事。”孫弘義直言,對于法律方面的運用,尤其是侵權責任構成要件四個方面,是了然于胸的,調解也肯定不會怯場,就是要補點醫學知識。

　　去年開始,孫弘義從協助茅永斌調解,變成獨立調解,獲得了一番成功體驗,他笑著說:“調解適用的公平原則和法官裁量的原則有相通之處,都是為了促成雙方心目中的正義,實現案結事了。”

　　(記者　張亞 陳東升 崔立偉 萬學忠 秦平 王春)

　　記者手記

　　醫療糾紛的“寧波解法”證明,人民調解是社會治理的利刃,如何披荊斬棘,將醫患糾紛化解于無形,考驗著調解者的水平,更需要制度層面的前瞻謀劃、頂層設計和法治推動。

　　寧波市醫調會,一個中立公正的第三方組織,由司法局牽頭指導,成立后,一批熱心公益的調解員勇于挑擔,敢于擔當,主動抱起衛生行政部門的“孩子”,而且通過黨委政府的支持,將糾紛導入了依法調解的軌道。

　　眼下,寧波因醫療糾紛而向政府部門投訴、信訪的案件實現了零發生,醫療糾紛引發的治安案件大幅度減少,通過醫療技術鑒定、尸檢或訴訟途徑依法解決醫療糾紛的案例逐年增多。

　　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引入人民調解,化解醫患糾紛,寧波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績單:10年來,寧波市兩級醫調會共成功調解醫療糾紛5455起,成功率達93.38%。

　　關鍵是:沒有一起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