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陽曹操高陵內實景
隨著河南安陽西高穴東漢墓1號墓的發掘,曹操墓的真偽之爭烽煙再起。6月12日是“世界文化遺產日”,作為1號墓繼續發掘的日子,顯然經過精心挑選,央視加入直播也很說明問題。
1號墓能否出土核心物證被認為對鑒定曹操墓真偽至關重要,但結果除了一把鐵劍外,并沒有其他發現。倒是在2號墓新出土了玉珠、“常所用長犀盾”字樣的半截石牌等。被一些專家認為是曹操的男性遺骸,臉部被砍去一半。同時還曝光了2號墓此前未公布的一些出土文物,包括多件陶制生活用具和陪葬明器。
“外行”質疑落下風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稱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搶救性發掘的一座東漢大墓,經權威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確認為魏武王曹操高陵。
此消息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各種質疑也接踵而至。有質疑認為2號墓的考古不合學術規范,論證程序也有瑕疵,至少不透明。也有質疑從文史、文物鑒定等方面出發,認為確定該墓為曹操墓為時過早。而另一類質疑則更為尖銳,明言這是一出“考古搭臺,經濟唱戲”的鬧劇,是行政權力干預和學術造假的結果。
河南文物局官員和參與發掘的一些考古專家,針對質疑給出了回應。河南省文物局文物保護處處長張宏明說:“安陽的這座曹操高陵鐵證如山,確定無疑?!痹摽脊彭椖款I隊潘斌認為質疑者不具備專業資格,“不排除一些人借機炒作”。而參與發掘的社科院考古所退休研究員劉慶柱,在多個場合堅稱這就是曹操墓。他認為,提出質疑的“業內人士”,沒有一個是考古專業的,“群眾的質疑是可以理解的,但外行的專家畢竟也是專家,應該憑實物說話” 。
2010年1月18日,國家文物局認可曹操墓階段性考古結論,并建議曹操高陵按程序申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項目還入選了“2009年六大考古新發現”。曹操墓真偽雙方交鋒第一回合,在專業的盾牌之下,質疑方落了下風,但留下了懸念。
高陵出土的玉器,帶有穿孔的珠子
專家質疑之聲響起
6月13日1號墓的發掘之后,形勢發生逆轉。富有戲劇性的是,再度響起的質疑聲,主要來自考古文博界權威。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徐蘋方,是國內公認的考古大家,他指出現有出土文物作為曹操墓證據不足:從盜墓者手中獲得的文物不能作為依據;有“常所用”字樣的文物,通常是最高統治者饋贈給親友下屬的紀念品;再就是2號墓出土了陶豬圈,這種東西不可能出現在曹操墓中。他說:“和我差不多歲數的老考古學家基本和我看法一樣,不認為西高穴東漢墓是曹操墓。”徐蘋方還重申了對該項目入選“2009年六大考古新發現”的異議:“我在評委會上就不同意?!瓪v史上被盜掘嚴重的墓都是不能列入考古新發現的。”
隨后,著名文博專家、南京博物院前院長梁白泉也提出了質疑?!皼]有鐵證,只能說是‘疑似曹操墓’”,梁老對記者說,從目前公開的報道看,已經發現的250多件文物中,實際上并沒有一件出土文物能夠有力證明墓主為曹操。
而在此之前,參與該項目的社科院考古所所長王巍認為,是否曹操墓尚不能“蓋棺論定”,并說1號墓的發掘是確認墓主的關鍵。徐蘋方就此認為,社科院考古所之所以一直未最終確定西高穴東漢墓為曹操墓,“他(所長)總要考慮社科院考古所的名聲的!”
只有參與發掘的社科院考古所退休研究員劉慶柱,在直播過程中依然堅持己見:“1號墓的發掘情況絲毫不影響曹操墓定性?!?/p>
有媒體因此質疑:既無文獻,也無確鑿的重要實物證據出土,近乎空空如也的1號墓顯然給最終判定曹操墓真偽帶來了極大障礙。在社科院考古所至今都未下最終結論的情況下,劉慶柱與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為何敢打包票說,這是“曹操高陵”呢?
“曹操高陵”的“效益”
其實,結合考古現場內外業已曝光的諸多事實,這問題就不難釋疑。也可清楚在“專業”之外,質疑其屬于利益驅動的“陵墓經濟”,目的在于GDP和政績,并非毫無依據。
長期以來,河南省文物局官員,都在為“河南是中華文明的搖籃,籃子里卻沒有東西”而感到焦慮,認為河南需要一座帝王墓,因而一直在四處出擊,八方尋找,冒險發掘。
年初,河南官方雖然否認了有學者所稱的“曹操高陵”將給安陽帶來4億元效益的說法,但安陽市市長張笑東宣布,安陽會將曹操高陵建成集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環境效益于一體的三國文化考古、文物保護基地和旅游景區。
就在1號墓挖掘同日,安陽市市長助理陳中武對媒體說,安陽市已協同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對曹操高陵的保護開發進行了規劃,目前已啟動征地和道路平整工作。同時,河南商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向媒體透露:“曹操墓有望使所在地西高穴村逐步形成‘一主、兩輔、三補充’的經濟產業格局。”“這將給西高穴村帶來滾滾財源,至少讓該村發展經濟實現小康的歷程縮短十年以上。”
換言之,在曹操墓真偽未定的情況下,在曹操高陵規劃建設國家級考古遺址公園,在曹操墓本體上規劃建設遺址博物館,已經幾成事實。經濟效益的藍圖不但成竹在胸,而且大有手到擒來之勢。
無人質疑的曖昧
相較于許多地方打著發展經濟的幌子生造假古董,安陽西高穴東漢墓,意圖借曹操之名獲利,并不出奇。但學術如此緊密與地方經濟發展結合,置科學精神、學術規范和學術良心于不顧,毅然決然地登上地方GDP戰車,行為猶如“盜墓”,卻似不多見。
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徐蘋方認為,西高穴東漢墓是否曹操高陵,與質疑者是否內行無關,關鍵是證據不足。他強調:“考古不能與別的什么掛鉤,必須遵從自己的內心,遵從學術,而不是被別的東西牽著走,這很可悲!這其實是學術界的浮躁在考古界的反映。”
南京博物院原院長梁白泉也感慨道:“當年老一輩考古學者的治學態度,已非今日可比!”他認為,“疑是”和“確認”之間這層窗戶紙,沒有鐵證,就不能捅破,這是最基本的學術規范。他對此前考古界無人站出來質疑感到“奇怪”。
目前,西高穴東漢墓是否“曹操高陵”,尚未可貿然定論。但不論最后結果如何,某些學術中人在地方發展經濟的沖動和利益誘惑之下,不顧學術規范,迎奉屈就,甘當馬前卒,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實。個人學術不端行為事小,機構合謀的學術腐敗事大,而一門學科的整體潰爛更是不堪設想。
在急功近利的權力和經濟利益面前,學術如何預防和化解淪為婢女的危機,值得學界、公眾乃至全社會深思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