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新華網發布了一則消息，稱陜西省漢中市勉縣教育局6月2日出臺了一條新規定，今年高考期間，碰上余震發生時，在場的3名監考教師要負責考場內考生的疏散工作，不能先于學生撤離考場。勉縣教育局更強調，不論當時的情況多么危險，監考老師都要保證將全部學生疏散完畢后方能離開，違反規定者將遭到停職或開除的處理。對此，有網友質疑這一規定“強人所難”不顧老師生死。勉縣教育局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強調，“老師有職責保護學生的安全”，而當地大多數老師則對該規定表示理解（《信息時報》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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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筆者看來，勉縣教育局的這則“老師禁跑令”并不能說有什么錯。因為其中道理很明確，監考老師在考場所從市的是一種職務行為，且由這樣的職務行為所決定，監考老師不但對考場正常秩序負有一定責任，而且對由此產生的學生安全同樣也負有相應的伴隨責任。對此換句話說，這就像警察在進行公務活動中，如果碰到違法犯罪緊急情況，由警察的職責所決定，其就應負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制服違法行為的義務，否則就是一種失職行為。所以就此角度講，勉縣教育局所作出的“老師禁跑令”，雖在表面看來似乎有點苛刻和不近人情，然或許真是這種基于職務之上的“不近人情”規定，才能將相關的人身風險，或者說學生的安全風險降至最低程度。應該說，如此的規定也符合社會管理應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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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以社會責任分擔順序立場看，除了職務因素之外，應該說老師與高考學生相比，無論在生活經驗還是在風險認知與應對能力上，可以說肯定都要遠比尚未完全成年的學生來得成熟。所以就此以社會責任承擔先后順序、以及人性倫理角度講，考場監考老師應該承擔較大比例的現場風險責任，顯然也是順理成章之社會要求。就此而觀，“老師禁跑令”顯然也不能說有什么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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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筆者在此并非是認為老師的生命安全就不重要。而真想說的是，老師與學生相比，在特定社會風險環境中，老師應該負有較大比例的社會責任。而這就像老師與警察，在面對違法犯罪活動時，警察的責任要比老師大一樣，可以說其中所反映出的是社會責任分擔順序與層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