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來，中國農產品漲價潮輪番上演。在全球貨幣總閘門被打開的大背景下，糧食的金融屬性表現的尤為突出，標準普爾高盛8種農產品價格指數（GSCI）2010年迄今上漲30%，全球糧食價格飛漲導致的糧食危機很可能成為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后對全球的又一次重大沖擊。當今糧食已不僅僅是生活必需品，更成為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的重要戰略資源，面對全球糧食危機對中國的沖擊，中國必須將糧食金融上升為國家戰略高度，將糧食產業作為糧食工業去發展，著手培育現代化、資本化、金融化的糧食龍頭企業，讓政府在糧食危機最關鍵的時候具有一定的調控能力，真正增強在國際市場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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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價飆升背后的資本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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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來，全球范圍內的氣候和自然災害頻發，高溫、干旱、洪澇等極端氣候使全球糧食生產受到一定威脅，確實影響到全球糧食的供給，但從全球糧食供求面看，仍處于緊平衡格局。數據顯示，與2007年至2008年全球糧食市場狀況相比，近兩年連續的糧食豐收使全球糧食庫存得到了較大的改善。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預計，2010年世界谷物產量將比2009年增加1.2%，達22.8億噸，接近2008年的創紀錄水平。其中稻米和粗糧分別增產4%和1.4%，小麥略減0.9%。全年谷物總需求22.68億噸，同比增長2%。可見，當前發生的并不是糧食實體本身的短缺危機，而是糧食金融化后帶來的泡沫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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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食本來是必需品但在全球資本大鱷眼中卻成了資本逐利的投資品和資本品。糧食怎么會成為投資品，這恐怕與作為財富標志的美元，已經不再是一種硬通貨有關。2002年以來，美元江河日下，進入戰略性貶值周期，美元作為全球信用基礎的根基正在發生嚴重的動搖，而資本總是要依附于財富標志物上的，美元的財富標志地位發生動搖，誰來擔當這個角色呢？人們需要尋找新的投資品，以保證財富不被湮滅，于是，糧食、石油、貴金屬等初級產品便是財富標志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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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紀初，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猛發展，糧食市場與貨幣市場、外匯市場、期貨市場、衍生品市場的聯動成為復合的金融體系，擴大了傳統金融市場的外延和內涵，形成了糧食“金融化”趨勢。糧食某種程度上已經實現了從商品屬性向商品屬性和金融屬性雙重并重的轉換，糧食安全本質上已轉變為“貿易—金融”型的“價格安全”模式。特別是在全球量化寬松時代，糧食等的金融屬性表現得更加突出，糧食作為“白金”已經成為繼主權貨幣、石油等新的泛貨幣化的符號，糧價基本不是由供求所決定而是由資本和貨幣所決定，這也是全球糧食供求與往年沒有發生太大變化，而價格不斷飆升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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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潮給糧價泡沫提供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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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爆發至10月初，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總規模由2007年6月的8993億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3131億美元，兩年多時間增長了2.57倍。與美國相似，英國央行資產規模增加了近一倍，歐洲央行和瑞士央行也擴張了30%以上。受貨幣推動，全球市場信心得以迅速恢復，流動性過剩格局重現。以M2口徑衡量，2000年，發達國家M2為4.5萬億美元，2008年升至9萬億美元，而今發達國家M2已升至10萬億美元，全球流動性甚至超過危機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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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流動性的推動下，一方面，全球新一輪通脹重壓已經形成。目前全球通脹率略高于3%，這意味著全球實際利率為負值，約為-0.6%左右，通脹率的升幅已經超過了名義利率的升幅。9月份以來，美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與同期通脹保值債券收益率之差已經擴大0.5個百分點至2.6個百分點，通脹保值國債（TIPS）等負利率債券品種大受追捧，美國通脹預期重燃、歐洲通脹率升至近兩年來的最高點，新興經濟體國家通脹更成為新的洪水猛獸：受食品物價大幅上漲帶動，韓國、俄羅斯、印度消費者價格攀至金融危機以來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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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跡象表明，一些金融資本正從房地產和復雜衍生品投機中轉向包括糧食在內的大宗商品。導致國際資本投機炒作糧食期貨甚至囤積現貨，為躲避糧食漲價給下游企業帶來損失，一些國際食品業巨頭紛紛利用金融衍生品對沖風險。國際資本正在厲兵秣馬，準備新的一場財富大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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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半年來，全球小麥和玉米價格已漲了57%，大米漲了45%，糖漲了55%，大豆價格漲到過去16個月來的最高值，肉類產品價格8月上漲至20年來高位。作為食品工業給養的這些大宗農產品價格上漲也直接導致了下游產業鏈的價格上漲，作為普通民眾生活必需品的糧食正淪為資本展開盛宴的投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