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單位要辦幼兒園，倘若這類幼兒園只面向自己體系內的職工，那么，“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就很可能演變為“大力提高行政單位職工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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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常務會議專題研究“入托難”這個問題，可見“入托難”已難到了怎樣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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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托難”難在優質幼兒園少、門檻高，也難在擇校熱。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幼兒園園長和教師5年內全員培訓，將新增教育經費向學前教育傾斜，嚴查亂收費等，無疑很有針對性。對那些為求入園名額想破腦袋的家長們來說，這當然是個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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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新的困惑亦隨之而來，究竟該誰來辦公立幼兒園，是不是誰都有資格辦公立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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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街道辦幼兒園，這很好理解，使幼兒園社區化，方便孩子就近入學。但是，讓“有條件的行政事業單位、企業辦幼兒園”，是否就一定能夠解決“入托難”？恐怕未必。從表面上來看，鼓勵行政事業單位、企業辦幼兒園，可以增加幼兒園的數量，讓更多的孩子入托。但是，這很容易帶來另外的問題——學前教育資源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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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現有的這類幼兒園的發展狀況來看，占有社會資源多、效益好的行政事業單位、企業，其幼兒園的硬件、軟件條件相對就好一些。這類公立幼兒園往往只對內開放，照顧自己體系內的職工，要進這些幼兒園需要憑關系，沒有關系的就要靠經濟實力，否則這扇門是打不開的。但是，目前城市里面臨“入托難”的，恰是缺乏關系、也缺乏經濟實力的一群，倘若新建的幼兒園將這類人群排除在外，所謂解決“入托難”豈不成了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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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是，行政事業單位、企業辦幼兒園如何納入公共財政預算？又如何接受社會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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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幼兒園重要特征是有公共財政支持，行政事業單位、企業辦幼兒園的資金從哪兒來？支持哪類行政事業單位和企業？這些都需要仔細思量。企業如果從自己的利潤里拿出一部分辦幼兒園，作為對職工福利的一種，這無可厚非。行政單位的資金來源于財政，行政單位要辦幼兒園，倘若這類幼兒園只面向自己體系內的職工，那么，“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就很可能演變為“大力提高行政單位職工的福利”。

　　我們不是沒有經歷過機關、企事業單位辦幼兒園的階段，但凡規模大一點的機構都有托兒所或幼兒園，那是強調平均分配的計劃經濟時代。而今，多種體制并存，社會貧富分化，公共財政理當向社會弱勢群體傾斜，公辦幼兒園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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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前教育不屬于九年制義務教育，財政投入畢竟有限，如果我們能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街道、教育機構，鼓勵他們建設高質量的公辦幼兒園，并將這類幼兒園更多地面向社會弱勢群體；同時，推進民辦幼兒園的發展，規范民辦幼兒園收費，使之走上良性發展之路，成為學前教育的重要生力軍。這或許是一條學前教育均衡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