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虧空，并不是上海一座城市的問題，而是中國各地共性問題。如何解決這一虧空，一地的做法可能就有了示范性。上海在“咬著牙往上漲”后，目前策略傾向于：從來錢最快最容易的土地出讓金中拿錢。而這筆資金原本主要用于同是民生重點工程的保障房建設。也就是說，不過是把民生的這塊肉割一點，補民生的另外一個缺口。對于民眾來說，喪失的依舊是跟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權利保障。

　　對于社保虧空，目前流行的說法是歷史原因，一旦帶上這樣的字眼，就意味著一不能追責，二無法彌補。其實，這所謂的歷史問題，也就是20年前的事。社保采取的是現(xiàn)收現(xiàn)支的籌資方式，即從現(xiàn)有在職人員那里籌集資金，支付退休人員養(yǎng)老金，從而形成“下一代供養(yǎng)上一代”的社會契約。虧空的主要原因在于90年代以前參加工作的人，大多是國有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員工，他們沒有繳過一分錢的保險。但這些人為國家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財富，國家卻通過改制，將養(yǎng)老的包袱丟給了剛建立的社保體系。一旦接棒的人越來越少，領養(yǎng)老金的人越來越多，虧空就會以震驚的形式展露出來。而上海，在經歷過社保案后，緊跟著是老齡化程度的加速，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

　　面對虧空，需要擔責的是地方政府和國企管理者。國企在進行改制和獲得巨額壟斷利潤后，應該及時補上當年把養(yǎng)老包袱丟給社保造成的缺口，而不是不管包袱，卻獨享收益。所以，上海用國企收益充實社保基金的做法有道理，但動用土地出讓金，則值得考量。

　　對地方政府來說，填補社保基金的虧空，其實涉及到財政蛋糕如何分配的問題。解決的方式應該是向政府傾斜的少點，而給民生保障的更多點，也就是約束行政支出，從以往龐大的行政管理費用和“三公”費用中，拿出一部分充實社保基金，而不是只在原本就不夠的民生保障份額里，拆東墻補西墻。而且，用土地出讓金充實社保基金的做法，更大的危害在于，一旦社保基金對土地出讓金產生了依賴性，那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就更難根除，正在試點和醞釀中的房產稅不僅起不到遏制土地財政的作用，更會加重民生的負擔。

　　從根本上來說，除了歷史原因造成的虧空，也有中國目前養(yǎng)老基金的資產占GDP比重過低的問題。據(jù)畢馬威公司估計，2006年中國養(yǎng)老基金的資產只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到7％，而韓國的這一比例為33％，日本則為50％。所以，需要從制度上擴大養(yǎng)老基金占GDP的比重。就在14日剛有消息說，中國去年GDP總量超日本，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各地公布的去年GDP數(shù)據(jù)中，17個省超萬億元。可如果面對社保虧空，國家和地方政府“兜底”的方式，只是將原本用于其他民生保障的財政收入，補貼到養(yǎng)老基金，而缺乏一個系統(tǒng)性的、根本的解決之道，那顯然是對這一重大民生問題不負責任的輕視。

　　國富之后如何實現(xiàn)民富，是現(xiàn)在中國面臨的最大現(xiàn)實課題。養(yǎng)老基金的正常運轉顯然也是實現(xiàn)民富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包括養(yǎng)老基金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一種民生保障，本身也負擔著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功能。而要實現(xiàn)這些功能，就需要政府在對歷史原因造成的虧空注資的同時，加大這些基金收入的累進性。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地方政府在住房和養(yǎng)老方面的欠賬是相似的，怎么能得過且過的互為補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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