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用于發展生產
6425億美元外債中,中資金融機構和外商投資企業是借債大戶。統計顯示,從債務人類型看,登記外債余額中,中資金融機構債務余額占45.39%;外商投資企業債務余額占30.38%;外資金融機構債務余額占13.01%;國務院部委借入的主權債務余額占9.77%;中資企業債務余額占1.41%。
他們主要向誰借的錢?從債務類型看,登記外債余額中,國際商業貸款余額為3346.41億美元,占83.07%,所占比重較2010年末上升3.09個百分點;外國政府貸款和國際金融組織貸款余額為681.87億美元,占16.93%。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秉承“借外債并不可怕,但主要用于發展生產”的宗旨,將舉借的外債重點投向交通、機電等產業,從最新統計看,目前登記中長期外債(簽約期限)余額中,投向制造業的占23.79%;投向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占12.53%;投向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占8.1%;投向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占3.85%;投向房地產業的占5.03%。
外債規模居世界前列
有人質疑,我國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為何不用這些錢進行投資,反而從境外借錢?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茂生對本報記者說,外債和外匯儲備的形成機制不一樣。外匯儲備是企業結匯形成的,雖然從理論上講也是國家財富,可以用來投資,但目前還未建立借外匯儲備進行投資的機制,這樣的渠道現在還沒有打通。外儲不能隨便用,其風險如何承擔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現在專家們正在研究怎樣使用外匯儲備,使其利益最大化。我們的思路是給大型民營企業用,用他們的資產做抵押。
“雖然我國外債從數量上看在世界排前面,但與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相比,規模不算大”,李茂生認為,我國外債規模在安全線內。
國際上,一國的外匯儲備是償還外債的基礎和保證。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謝太峰接受采訪時,先給本報記者算了一筆賬。“我國有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6000多億美元外債只占很小比重。同時,另一國際參考指標——負債率,是指外債余額占該國當年商品和勞務出口收入比率,其比率不超過100%就在安全線內,超過就是負債過重。2011年1月—6月我國僅商品出口就達約8742億美元,6000多億美元外債占商品出口收入都沒超過100%,若再加上勞務出口收入,比重就更低了。宏觀上,我國外債規模算小的,根本不存在償債風險,更不可能出現債務危機。”
應增加外債穩定性
此次統計中,短期外債余額比重高引起一些人的擔憂。上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墨西哥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都曾出現短期債務管理失控的局面。短期外債一般要求一年期內還本付息,若比重大會加大還款壓力,影響一國的外債安全,其國際參考標準是25%,而我國2011年6月末,短期外債(剩余期限)余額占外債余額達71.92%。
對此,國家外匯管理局認為,我國短期外債中,與貿易有關的信貸余額占短期外債余額的75%,其中貿易信貸占52%,貿易融資占23%。與貿易有關的信貸大多具有真實的進出口貿易交易背景,其增長與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增長基本上相適應,因此,這部分短期外債占比上升不會影響我國外債安全。
“短期外債比重大,對外匯儲備少的國家是壓力,對中國而言不是問題”,謝太峰同時指出,雖然宏觀上我國因巨額外匯儲備而避免了償債風險,但從微觀上看,借債主體比如企業還是面臨著經營和資金的壓力。
專家們指出,我國目前應該增加外債的穩定性。謝太峰建議,從結構上,應該盡量減少短期債務,增加中長期項目貸款或發國際債券,從而增加企業負債的穩定性。從來源上,應多借利息低的外國政府和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少借利息高的商業性貸款。從幣種上,多借匯率呈下降趨勢的軟幣種,少借呈上升趨勢的硬幣種。從利率結構上,要對國際利率市場多進行預測,利率上升時,多借固定利率貸款,利率下降時,多借浮動利率貸款。
李茂生認為,宏觀上我國使用外債沒什么問題,但微觀上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有些項目使用效率不高,效益不好。為減少償債風險,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要提高使用外債的效率。(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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