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湖北襄陽人張文華因在宜昌多次犯下搶劫罪被執行死刑。從被抓到被槍決，他一直冒用表哥唐建敏的名字。9年后，真相浮出水面，卻牽扯出喊冤10年的徐浩：張文華此前曾在襄陽犯下謀殺罪，在逃跑前主動舉報稱與同鄉徐浩伙同作案，在沒直接證據情況下，徐浩被判死緩。

　　這樣的謎案遠勝過電影《羅生門》，現實劇情會讓很多天才編劇汗顏。我們無意指責制度設計上的瑕疵，但在這看似荒誕不經的事件中，存在太多非制度性遺憾。而違背常理的限期破案和政績考核標準，毫無疑問地充當了不光彩角色。

　　前車之鑒，后事之師。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如此現實指標和考核標準，還真實地存在著。因此，可以預見，倘若不革除積弊，類似荒唐事還將出現。而過往的諸多案例，比如佘祥林案以及此類案子，提醒我們這樣荒誕的事，這些年從未絕跡，對司法公平與社會正義的損害，也從未絕跡。所以，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建立健全制度并嚴格按程序從事，避免類似的傷害和遺憾。

　　“如果道歉有用，還要警察做什么？”這句帶有戲謔性的常見臺詞，其實更深層次地說明了，不公正個案帶給當事人的無盡傷痛。“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盡管現實不可能非白即黑，但做錯了就得接受應有懲罰。

　　更讓人擔心的是，這樣的案件，可能會朝著常見的由臨時工戴罪的方向演變。謎案有時并非就是無解的謎語，統觀整個案件的發展過程，能夠讓人信服的就是，這是一起葫蘆官判出的葫蘆案。太多明顯存在的程序瑕疵，以及沒能貫徹的“疑罪從無”原則，只能說明在畸形的考核標準高壓下，以及錯綜復雜的利益糾葛下，監管機制與程序形同虛設。

　　上周末舉行的司法考試，據說各地參考人數都達到新高，這除了說明人們法律意識有所加強之外，更多的是一種糾偏式補償，因為此前很多基礎司法人員素養一直不高。倘若說這起案件是由于技術性操作失誤所致，則無疑打了很多地方司法現狀一記耳光，知法懂法且對法律具有敬畏心的執法人員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林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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