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好人法”引熱議 法律撐腰好人能否增多？

　　———— 公眾質疑 ————

　　被救助人受傷害該由誰埋單

　　《條例》規定，除存在重大過失，救助人對救助行為的后果不承擔法律責任。但如果真的出現重大過失，救助人要承擔什么程度的責任？被救助人的傷害又該由誰埋單？有人對《條例》操作性提出了質疑。

　　有人提出，政府在提倡樂于助人的同時，也應該提倡科學救助，如果遇上交通事故、火災、溺水等需要技術活的救助，最好還是先撥打120或報警，讓專業人士來救助，此時會救比敢救更重要，不要到頭來人沒救成，還將自己的命搭上。

　　被救者補償未寫入《條例》

　　救助人為了救助他人而遭到的損害，由誰給予賠償或補償，是救助行為保護立法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條例》明確，救助人因提供救助行為造成自身人身損害的，屬于職工的，視同工傷，依法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不屬于職工的，其醫療費、喪葬費由深圳市社會治安基金承擔。同時規定，市政府建立救助人慰問制度，對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救助或者救助人受到重大損害的，應當安排人員對救助人或者其家屬進行慰問。

　　深圳市法制辦相關負責人對此解釋是，從某種程度上講，救助行為具有履行本屬于政府職責的性質，因此政府應該采取相應的行政保護措施，除了司法援助，還需一定的經濟補償、獎勵等。

　　除了政府的援助外，被救助人也應當有補償的義務。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一條并未寫進《條例》。

　　———— 專家說法 ————

　　法律有助于道德完善

　　“最近‘扶不起、救不起’成為社會廣泛熱議的話題。為何出現‘好人做不得’的現象？并不能簡單地說是道德淪喪，道德不是憑空存在的，它需要制度的依托。”陳驚天認為，當道德無法調整一種現象，而且這種現象又亟待解決時，法律的介入是必要的。法律一方面要規定哪些事情不能做，也就是觸犯道德底線的行為要受到懲罰；另一方面要規定哪些事情要去做，也就是對于弘揚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行為要進行獎賞，這一點在我國法律體系中體現得遠遠不夠。但《條例》在這方面率先垂范，這也是它最大的意義所在，這種立法精神應該貫徹到其他法律當中去。

　　“法律不能對道德提出更高要求，但法律從來不排除道德，并且在根本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朱虎博士也同樣認為，法律不僅是提供法官裁判的適用方式，而且具有讓普通人知道該怎么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救助別人帶來的風險可以通過法律而得以化解，從而有助于良善社會的構建。”

　　被救者舉證讓好人敢于做好事

　　救助人在救助過程中是否存在重大過失或者故意，《條例》規定舉證責任應由被救者承擔。有網友提出，難以實現舉證。“危機時刻，被救者家屬未必在身邊，自己也可能是暈的，這怎么可能留有證據？”

　　朱虎認為，由被救者承擔舉證責任的規定沒有超過或改變現行法律的范疇，而是對《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再次闡明。他說，《侵權責任法》第六條明確提出“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根據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行為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因此只有在法律明確規定的情形下，才能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一般情形下不應由行為人承擔舉證責任。

　　他說，南京彭宇案廣受社會關注，就在于該案違反了基本的舉證原理——救助人證明自己沒有撞到老太太。這種“自證清白”帶來的后果是，讓許多救助人“寒心”，導致越來越多的人不敢去救人。

　　“如果認為自己受到侵害，受害者必須提供證據，而不是由救助者證明自己沒有責任。”朱虎說，被救者舉證避免了誣陷好人的事情，也省得“做好事前得先拍照”。“也許是對現實和法律價值的一種暗合，地方性法規對現行法律做出闡明式的規定，從客觀上有助于大家做好事。” 朱虎說。

　　救助免責符合無因管理制度

　　朱虎認為，《條例》規定，被救助者在救助過程中只因自己的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對因救助損害被救助者利益承擔責任的規定，也符合法律中無因管理制度的基本原理。

　　我國法律上的無因管理制度的一大價值就是鼓勵他人做好事，當救助人在救助過程中遭受了損失，可以向受益的被救助人請求補償。法律還規定，如果救助人在救助過程中因為不夠謹慎等原因給被救助人造成損害的，可以實行損益相抵的規則，減輕或者免除責。

　　“如果被救助者要因自己的任何輕微過失而對被救助者承擔責任，這在客觀上會阻遏救助這種有利于社會共同利益的行為。”朱虎說。

　　陳驚天也表達相同觀點，認為不能給道義方太多的負擔。“我個人認為助人者過失不宜承擔責任，只有故意才應擔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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