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衛生部數據，中國人口獻血率為8.7‰，低于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10‰的標準。

　　近日，衛生部部長陳竺捐獻血漿時呼吁全社會踴躍無償獻血，來緩解越來越嚴重的“血荒”問題。近年來，中國臨床血液需求快速增長，而無償獻血基礎卻越發薄弱。據衛生部數據，中國人口獻血率為8.7‰，低于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10‰的標準。

　　為什么出現缺口越來越大的“血荒”？相關部門的說法是中國人的奉獻精神不足、認識上有誤區。據說有人提出一種方案，是要恢復過去的“獻血層層攤派制”，比如將獻血指標分解到國企和事業單位。但是，既然是自愿獻血，強制或者攤派的方式就是不可取的。

　　無論是汶川地震還是溫州動車事故之后，“獻血隊伍長龍”擊碎了奉獻精神不足的說辭，中國人是非常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更真實的原因是，一部分民眾對獻血非常疑慮，所謂“血疑”：害怕獻血不安全，過程中針頭不干凈，可能會造成感染；又擔心血站暗中倒賣血漿，從中牟利；另外，對獻血是否對身體完全無恙甚至有益也心存疑慮。的確，有體質因素造成獻血后身體長期不舒例子，但在獻血過程中卻沒有被充分知會。

　　除了獻血前的“血疑”，還有“制度性貧血”的問題，比如現行《獻血法》規定，獻血之后可以終身免費輸血，但現在的情況是，血漿可以免費，但輸血前的檢測，存儲，分離和運輸是收費的，而且價格很高，跟血漿不是免費的情況相比，總體費用相差甚小，即血漿費用在輸血總成本的比重不高，造成“獻血證”的保險功能并不十分明顯。另外，獻血證雖然全國通用，但很多省份之間卻不通行。比如，廣東獻血、安徽輸血，最終還要去廣東報銷血漿費用，這種不方便也足夠讓人打退堂鼓。

　　所以，要解決“血荒問題”，不僅要修復“制度性貧血”，更要打消“血疑”。要知道，“血荒”最終還是依賴無償獻血機制，而不能通過“有償”的價格機制來提高供應。社會學家迪特馬斯已經分析過所有國家的獻血歷史，得出結論是“自愿無償獻血是最優的”。我們用經濟學來復述他的分析：獻血最大的問題是信息不對稱，即無法將那些需要錢，但血漿有問題的人用低成本的方式剔除出去，而自愿無償獻血則解決了這一點，自愿意味著對身體的自信，無償則意味著沒有扭曲激勵的可能，這大致能夠維護血漿的干凈。

　　獻血者這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大致解決了，但獻血者面對的是抽血方面的信息不對稱，這就是“血疑”問題。我們提出一種創新思路來設計合理的獻血方式化解之。比如，獻血不僅會得到“獻血證”，有時候也得到象征性的幾百元營養費（這不是血漿的報酬）。那么，是否可以用“禮物模型”的方法論將后者實施一定的轉化？我們認為，為了感謝無償獻血，可以獻血時提供一次免費套餐體檢，設定為較高等級的套餐，抵消掉營養費。這相當于對獻血的“禮物交換”。

　　首先，它解決了“血疑”中的場所疑慮，因為這意味著獻血不是在封閉的血站車上，獻血者擔心設備的干凈程度，而是在有設備標準的醫院。另外，身體有不適，可以實施相應的護理，獻血者的心情會安定很多。而在獻血車上，一般觀察10分鐘，就讓獻血者走人；其次，將獻血同體檢捆綁，它會讓獻血者覺得，自己是做檢查的時候順便獻血。盡管人們每年都會例行體檢，但很多體檢是很簡陋的，獻血使得年體檢的密度上升，并比例行體檢有更多的項目，人們不會覺得這是“多此一舉”。更重要的是，體檢的過程可以預先查出ALT升高的情況，降低獻血之后的血液報廢，從而提高了獻血的效率；再次，這還改變了血站的管理鏈，讓血站駐醫院體檢部，重新構造了血站的業務流程。這其實是符合目前的用血流程的。因為大量的血漿都是輸送給醫院的臨床治療。將“獻血和體檢捆綁”的方案，使得血站直接派駐到醫院，血庫與醫院合作，這降低了輸血前的檢測，存儲，分離和運輸費用，也就是說，它實質性地降低了用血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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