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東某富商借助試管嬰兒技術孕育了8個胚胎，找來兩位代孕媽媽，再加上自身共3個子宮，先后誕下4男4女八胞胎的新聞，成為最近熱議話題。對此，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張立表示，代孕不是簡單的物質交換，是倫理問題，打擊代孕面臨無法可依的尷尬。

　　“八胞胎”透露出來的不只是社會不公平的信號，更多的還是醫療技術被濫用，對社會公共倫理帶來了嚴峻挑戰，而打擊代孕面臨無法可依的尷尬，意味著代孕技術的成熟，類似于“八胞胎”可能會誘發更多的人爭相效仿，這對社會公共倫理來說無疑是災難。

　　代孕技術的泛濫，使得原本“生物學上的父母”、“生身父母”與“養育父母”，角色緊密相疊的架構遭到徹底顛覆，“父母”的傳統含義被肢解得支離破碎，“父母”正在多重角色分離之中，挖下越來越多的家庭情感、公共管理與人倫道德的陷阱。

　　事實上，在醫療技術領域，與人口生殖、器官移植等諸多相關技術的成熟，幾乎都成為了或者正在成為挑戰公共倫理與公共秩序的重要問題。而代孕技術、器官移植技術的成熟，已然使得地下代孕、卵子買賣、人體器官賣買等違法活動日益猖獗。而這些問題的背后，無一例外都缺少了法律與法規的強力約束。與此同時，基因技術、細胞克隆技術等日漸成熟，在醫療領域的延伸，勢必也會對傳統的倫理與社會秩序構成更為強烈的沖擊。

　　“八胞胎”是技術管控的“宮外孕”，它將科學技術本有“雙刃劍”的屬性展現得淋漓盡致，也成為了醫療技術對傳統倫理與社會秩序侵害的一個縮影。醫療技術運用需要趨利避害，嚴格遵循社會公共倫理的準則，通過加快立法嚴格各類技術的使用范圍、審批程序、管理規范，明確濫用的標準和追究成本，將技術固化在醫療倫理的范疇之內；同時，通過“入罪”提高違法成本，將諸如非法B超鑒定、非法買賣生殖細胞、非法提供代孕服務、非法買賣人體器官以及非法提供有違倫理的醫療技術服務等，列入刑罰的罪名，將技術可能的泛濫堵塞在利益的大門之外。“八胞胎”該是撬動醫療技術倫理立法的一個有利契機。（房清江 原題：讓“八胞胎”事件成為一個立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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