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人體器官捐獻移植鏈條(圖)

躺在手術臺上的鐘騰瑜。

　　2012年4月1日，廣州市南方醫院急救中心，身患絕癥的90后男孩兒江立權決定自愿捐獻器官。

醫生們向鐘騰瑜默哀。

　　6月9日，佛山市一醫院。

　　手術室里穿梭著不同的醫生，有心臟科的，有腎病科的，有肝臟科的，還有從廣州趕來的眼科醫生。他們，都圍繞著躺在手術臺上的一個患者。

　　躺在手術臺上的人叫鐘騰瑜，45歲，廣西融安人。6天前，45歲的他突發腦溢血而腦死亡，就再也沒能醒來。

　　隔壁手術室，還躺著4個病人，4個被病魔困擾即將離世的人。

　　片刻的默哀后，鐘騰瑜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的心臟、肝臟、兩個腎，將分別移植到隔壁手術室的4個病人身上。

　　這天，死亡對于鐘騰瑜來說，是“鳳凰涅槃”般的蛻變。

??? 捐獻者的考量

　　叫聲“媽”很難嗎？

　　其實，鐘騰瑜并不認識這4名需移植器官的患者，他的家人也不認識。盡管鐘家人想知道捐獻的器官救了誰，但卻不能知道。

　　鐘騰瑜腦溢血入院的第三天，就沒有了自主呼吸，處于腦死亡狀態。

　　器官捐贈協調員彭宣祥從禪城區中心醫院得知消息后，隨即見到了鐘騰瑜的家人，在“捐獻器官是為了延續別人生命”的倡導下，鐘家人同意捐獻。接下來的工作，就是簽字辦手續，并陪著鐘騰瑜走完最后一程。

　　當鐘騰瑜獲得“生命延續”時，深圳龍崗中心醫院病房的羅某正在生死線上掙扎。

　　一個星期前，羅某因感情問題絕食自殺，當房東發現時他已奄奄一息，僅靠呼吸機維持最后的生命。從河北老家趕來的父親糾結了：一邊是毫無希望的救治，一邊是每天不少于3000多元的醫療費。當他見到器官捐獻協調員高敏后，決定將兒子器官捐獻，因為一旦捐獻成功，余下的醫療費就不用自家承擔了。

　　與羅某父親不同，廣東清遠一位老人有著自己的考慮。不久前，老人22歲的女兒因車禍腦死亡，老人愿意捐獻女兒的心臟救人，但有個要求，希望受益者必須是女孩，還要見上受益者一面，讓受益者也叫她“媽媽”。無論怎樣解釋，老人始終理解不了：“我女兒的心臟都給了她，難道我們見見都不行嗎？”

　　彭宣祥說，他有四種人不接受捐獻器官。一是植物人，二是活體，三是死刑犯，四是三無人員。

　　高敏擔心，“請把我的腎還給我”的一幕會在中國發生。

??? 真實故事的隱喻

??? “請把腎還給我”

　　“請把我的腎還給我”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據高敏介紹，國外一個男人捐腎救了一個女人的性命，兩人相愛結婚。后來感情破裂，兩人鬧離婚至法庭。男人什么要求也沒有提，只要求“請把我的腎還給我”。

　　“現在的無償捐獻和坦誠，并不代表永遠。”高敏說，器官捐獻者的家屬一旦知道受益者是誰，不能保證將來會發生什么，到那時，兩者如何面對？

　　真的會嗎？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器官移植中心，是我國規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曾任該醫院院長。此前深圳11歲的小孩田干器官捐獻救了5人，就是在這家醫院移植完成的。

　　在該醫院移植中心，46歲的秦某躺在病床上安養。他告訴華西都市報記者，等了兩個多月才換上肝，在醫院養身體等待期間就花了10多萬元，而移植的肝花費了15萬元。“我不知道肝是誰的，感激是肯定的，但并不想知道是誰的，無論怎樣說，移植肝我花了不少錢，我付出了。”

　　另一位接受腎移植的患者劉某也如此認為。他說，“腎移植花了10多萬了，醫生只告訴我腎是一個20多歲年輕人的，別的都沒有了。”

　　華西都市報記者隨機調查的15名患者中，僅有一人愿見捐獻者家屬。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不愿見捐獻者，并非是自己沒有良知，而是自己花費了不菲的醫療費，怕見了捐獻者家屬，會遭遇過分要求。

??? 協調員的角色

　　“醫院與捐獻者之間的潤滑劑”

　　彭宣祥并不是醫生，也不是家屬，而是廣東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佛山工作站的協調員，一名紅十字會編外成員。他的出現，只不過是適應器官捐獻必須委托第三方機構中國紅十字會來負責捐獻組織工作。

　　廣東目前有5位專職的器官捐獻協調員，廣州2人，深圳2人，再加上他。在全國，也僅有91位專職協調員。

　　44歲的彭宣祥，是湖北漢川人，原本只是深圳一位普通的農民工。至今，他稱已勸導29人成功捐獻器官，其中僅一人是深圳人。

??? 深圳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

　　室協調員高敏情況也差不多。

　　45歲的高敏是濟南人，來深圳快20年了。她自稱獻血200多次了，如今是全國女性獻血最多的人。她也說，自己已有40例成功的器官捐獻案例了，眼角膜的捐獻達到了300多例。

　　第一次的成功不僅難忘，也最為觸動她。2005年，高敏接到湖北天門的一個求救電話，王大姐的女兒遇車禍腦死亡，想捐獻器官，問了很多紅十字會均未成功，后來找到高敏，圓了這個心愿。

　　而專職協調員最早出現在2007年，那時被稱為勸捐員。高敏覺得“勸捐”不好，“協調”就不一樣了，將捐獻者放在了首位，至少是一種尊重。

　　高敏認為，協調員的工作應該將心比心，理解每位捐獻者。“我只是一個鋪路的石子，是醫院患者與器官捐獻者之間的潤滑劑而已。”

　　事實上，并非每位器官捐獻者都能捐獻成功，“潤滑劑”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

　　31歲的龐泉是深圳的公交司機，因腦瘤住進了醫院，去年4月簽訂器官捐獻書，2個多月后心臟停止跳動，欠下醫療費13萬多元。盡管捐獻沒有成功，高敏還是通過自己的“名人效應”，找了多家機構，總算在11月份交齊了費用，“對家屬總要有個交代吧。”

　　高敏說，紅十字會只是每月報銷車費、電話費等，就沒有別的收入了。

　　彭宣祥也說，最痛苦的事，是家屬簽字拔停呼吸機時，那一刻，死亡和新生交融。每每經歷這種生死，都是一種煎熬，他常常說服自己，這只是一份工作。

??? 被逼進死胡同

??? “給了錢就是買賣”

　　捐獻器官救人的背后，必定有一個生命的逝去，一個家庭的破碎。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黃埔院區ICU主任楊春華，是一位器官捐獻評估專家，該醫院每例捐獻者都要經過他的評估。

　　楊春華告訴華西都市報記者，根據相關規定，器官捐獻必須在死亡后進行，在醫學上最基本的判定是腦死亡，經過家屬簽字放棄后，才可停了呼吸機，也就是心臟停止跳動，才可以從捐獻者遺體中摘取器官。

　　他說，一般5個腦死亡患者中，能有一個器官捐獻成功就算不錯了。腦溢血、車禍的腦死亡者，是目前最好的器官捐獻者。他經手的30例評估中，成功的有20多例，“這在國內也算是高的了”。

　　“坦白而言，器官捐獻者中，打工

　　的外地人所占比重最大。”

　　現實中，“禁止買賣器官”的限定，在遇上器官捐獻后，存有一些操作難題。“很多捐獻者希望得到經濟上的補償，這本身與無償器官捐獻的主旨相違背。”楊春華說。

　　去年，湖南的一位捐獻者同意無償捐獻，可等醫生趕到湖南取器官時，家屬突然不干了，要一筆錢，紅十字會和醫院得知后只好放棄，“給了錢，就是買賣器官了”。

　　楊春華告訴記者，一般原則下，對器官捐獻者的家屬，醫院會在經濟上給予一定補償，更多是幫忙解決部分住院期間的醫療費用。此外，紅十字會也會倡導社會捐款，為家屬開設專門賬戶。“衛生部和紅十字會并沒有專門的經費，用于補償器官捐獻者的家屬。”

　　一邊是因家境困難，而希望得到經濟補償的器官捐獻方，一邊是負擔高額醫療費，而不愿見捐獻者的受益者，兩者之間似乎難于調和。

　　這樣，充當中間者的協調員就會顯得舉步維艱。

　　“在深圳，對家屬的補償一般不會超過兩萬元。”彭宣祥說，他現在的做法是，一旦經過接受器官醫院的評估后，捐獻者余下的醫療費就由該醫院承擔，還包括喪葬費等。

　　佛山市一醫院副院長章成國告訴華西都市報記者，“這也是沒有辦法，也是為了鼓勵器官捐獻。”他們醫院去年7月份才拿到批復文件，允許醫院開展器官移植，此前的2006年被叫停，“供體少是目前最大的困境。”

??? 章成國稱，他們也在探索器官移

　　植的發展方向，而通過經濟補償來刺激器官的捐獻，將會是未來的發展趨勢。“根據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的講話，我們總結了四條原則，一是公民自愿捐獻，二是以心臟死亡作為死亡標準，三是紅十字會負責器官捐獻，四是采取經濟補償與激勵政策。”

　　更有甚者，常有人給高敏打電話要求捐腎，有的是缺錢了，有的是不想活了……每每這時，高敏總是耐心開導，急了就說“跳樓、喝農藥自殺的，器官想捐也捐不成”，這時電話那頭就感嘆了，“想死都這么難，那算了，我不死了！”

　　這些年來，高敏最難忘的是一張國外宣傳照片一個小女孩趴在一位老人胸口上，“聽著父親的心跳”。她希望自己也能親眼見到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