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19日舉行“兒童用藥問題”專題研討會。據了解，目前兒童藥品十分緊缺，市場現有的3500多個制劑品種中，供兒童使用的僅60種，比例僅為1.52%。國內90%藥品無適宜兒童的劑型。（9月19日《新京報》）

　　即便沒有上述數據，僅憑日常生活經歷，“兒童用藥匱乏”其實也是一個人們早已熟悉的事實。比如，平常在給孩子看病治療過程中，無論是自己買藥，還是醫生開藥，幾乎都很少能遇到專為兒童設計的專用制劑，大多數時候都是使用成人藥品“減量”、“掰成幾分之一”。

　　如此原始簡陋的兒童用藥方式，顯然非常不科學，蘊含著極大的健康風險。這誠如兒科專家曾指出的，兒童并非“縮小版”的成人，“孩子正處于生長發育階段，身體很多器官的特性都和成人不同，很多成人藥不適合孩子用”。關于這一點，去年曾鬧得沸沸揚揚、一度被稱為“奪命退燒藥”的“尼美舒利”，可以說就是一個鮮活的教訓：由于存在針對兒童的不良反應，國家藥監局發布通知，明確要求尼美舒利“禁用于12歲以下兒童”。

　　事實上，從更宏觀的兒童醫療角度來看，時下我國嚴重“匱乏”的，又何止一個“兒童用藥”？在其他許多與兒童醫療保障密切相關的領域，同樣也是如此。比如，兒童醫院嚴重匱乏。如我國兒童占總人口20%以上，但全國專門的兒童醫院卻只有68家，僅占1.3萬家醫院的0.52%。再如，兒科醫生的嚴重匱乏。目前全國只有兒科醫生6萬多名，每千名兒童僅擁有0.23名兒醫，而美國每千名兒童有1.36名兒醫，參照該標準，“我國至少還缺20萬名兒科醫生”。

　　應該說，從純粹市場角度看，包括“兒童用藥匱乏”在內的上述兒醫困境，確實具有某種必然性——與兒醫固有的“高成本、低收益”特殊性密切相關。據業內人士介紹，囿于兒童生理（更為嬌嫩、脆弱）和心理（兒童常常不能準確表達自己病情）的特殊性，相比成人醫療，兒童醫療往往需要更為高超精湛的醫術、精良的藥品，也伴隨著相對更大的醫療風險。而同時，由于“兒科患兒用藥量小”，兒醫的經濟效益往往又很差，“不像老年慢性病那么‘賺錢’”。

　　顯然，這種“市場失靈”的背景下，要有效化解兒醫面臨的種種匱乏困境，政府的補漏、救濟、平衡作用，就顯得至關重要、不可或缺。比如，通過出臺各種政府補貼、扶持優惠政策，鼓勵扶持兒童專門藥品的研制開發；通過加大政府公共財政的投入力度，推動增進兒科醫生的培養、供給，興辦更多的兒童醫院。再如，大幅提高政府針對兒童醫保的財政補貼水平，進而提高兒童醫保的保障水平。

　　“再苦不能苦孩子”、“醫改目標是人人享有基本醫療服務”。因此，“用藥匱乏”等兒醫困境，歸根結底，其實是對政府公共服務保障能力和水平的一種檢驗、考驗，既是對政府全面深入保障兒童健康權利能力水平的一種檢驗考驗，也是對政府兌現落實“人人享有基本醫療服務”醫改目標的一種檢驗和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