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交通規劃設計研究中心為解決城市堵車問題而提出的對策建議是，提高城市停車費，這引起公眾強烈反對。深圳市政協委員劉輝表示，“當前這些限行、限購、漲停車費的政策全部都是針對老百姓的措施，并沒有針對政府的措施。這次，我們要用逆向思維來看待問題，要向公車要暢通，向規劃要暢通。”（《中國青年報》10月23日）

　　正如劉輝委員分析的，包括提高停車費在內的應對城市擁堵的政策措施，其責任主體都是老百姓。即使出于節約生活成本的考慮，提高停車費后，老百姓的機動車出行需求會減少。但哪怕停車費提得再高，也沒聽說、更不可能出現為了節約成本而減少公車出行的現象。而且，公車出行增加的費用，要由公共財政來負擔，歸根結底還是由作為納稅人的老百姓來承擔。

　　因此，老百姓當然要強烈抵觸提高停車費以應對城市擁堵的對策，因為所有成本最終都將由他們來承擔。這不是老百姓覺悟不夠高，而是由公共政策顯而易見的不公平導致的，即老百姓要承擔全部義務，卻享受較少收益，而公務人員不用承擔任何義務，卻可心安理得地享受擁堵減輕后的出行便利。不對應義務的權利，無疑是十足的特權。在“不患寡而患不公”呼聲日漸高漲的社會現實之下，如此與公眾訴求背道而馳的公共政策價值取向，受到詬病是理所當然。

　　任何一項公共政策，如果要有足夠說服力、能得到有效實施，就必須政策面前一視同仁，不能有享受“治外法權”的真空地帶。考慮到權力的示范性和影響力，權力率先垂范，對于公共政策的執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公眾的認可和自覺遵守作為前提，任何一項公共政策實施起來，都會由于執行成本過高而難以執行或形同虛設。

　　在緩解城市交通擁堵方面，權力率先垂范，對公車“動手術”，能起到非常明顯的效果。2006年北京舉辦中非論壇期間，北京市曾推出封存一半以上公車的措施，結果交通擁堵狀況有了明顯改觀。而且，北京市交委相關負責人表示，“49萬輛公車入庫封存，本市各機關事業單位沒有因此受到絲毫影響”（《華夏時報》2006年11月7日）。

　　一個個案說明的是一個全局性問題，公車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很多閑置公車淪為私用，甚至成為制造城市擁堵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既浪費了納稅人貢獻的公帑，又使公共資源變得不必要地緊張。因此，從源頭上治理公車，既是預算民主、預算節儉的體現，也會帶來有效緩解交通擁堵的實效。

　　權力率先垂范意味著權力要“革自己的命”，這在很多時候會像讓人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一樣難。因此，必須對權力建立起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讓其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敬畏和珍視民意，而非總是苛求老百姓勝過苛求自己，這也是“政府的一切權力來自人民要受人民監督”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