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子不堪生活壓力自殺 曾盼孩子在京高考

　　王桂芝

　　性別：女

　　籍貫：河北承德

　　終年：39歲

　　去世原因：自殺

　　生前身份：來京務工人員

　　生前住址：昌平區東崔村

　　村道上，無處躲藏的黃葉在房角徘徊，呼一聲，又被風吹散。

　　11月2日，陰天，第二天下了暴雪。就在這天，懷昌路拐向東崔村的租住屋里，王桂芝留下三頁遺書，還有兩份數年前就已辦好的離婚證書，服藥自盡。

　　這是她來北京的第13個冬天。

　　她曾滿懷希望：在北京買房安居、讓兒女在北京讀書、成才。

　　13年，世事難料，她的希望一次次被現實撕裂。

　　結合

　　于振才一直懷疑，桂芝的上一段婚姻給她蒙上了陰影。

　　王桂芝曾受過傷害。她的前夫到北京打工后，拋棄了她，那時，她懷著五六個月身孕。

　　于振才的妹妹跟王桂芝是同學，打掉孩子后，王桂芝嫁給了于振才。

　　“桂芝很漂亮，個子高，有1米76，眼睛大。”1997年，兩人登記結婚，很快，大女兒秋玉降生。

　　剛開始，于振才把妻女留在老家，獨自來北京打拼。

　　于家兄弟兩人，共同居住祖屋，長期共處，妯娌不睦。于家分家時，王桂芝和大嫂一度當街對罵。

　　“桂芝說，索性都出去，好好掙錢養孩子。”分家后，于振才在老家就沒了房子。

　　1999年春天，夫妻倆抱著1歲的女兒到了北京。

　　三口之家居無定所，于振才跟著私人的土建裝潢隊做活，工地在哪，王桂芝就跟去哪。

　　希望

　　漸漸地，于振才學會了從圖紙設計到內建裝修的套路，開始自己組建裝修工程隊、承包工程，王桂芝就守在工地給工人們做飯。

　　“她脾氣急，但很知道疼人。”于振才干完活兒回到出租屋，桂芝馬上端吃端喝，給丈夫脫了鞋襪，再端來洗腳水。

　　振才的生意不錯，工程隊擴大到十幾人，每年一家人除正常開銷，還能攢下一兩萬元。

　　那時，昌平區的樓房每平方米不過一千多元。“桂芝老跟我盤算，不出幾年，咱也能買得起北京的樓房。”

　　如果沒自己的房子，那只能叫出租屋，不能叫家。

　　2004年前后，王桂芝懷了兒子秋平，女兒也到了學齡，一家人在昌平區東崔村租個小院。

　　離鄉多年，她更平和了，常和大嫂通電話，電話里，她主動說“以前是我不對”。

　　存折里已有十來萬的積蓄，王桂芝總是笑，她開心，覺得“幸福”和“家”這樣的字眼，就快觸手可及了。

　　挫折

　　可這字眼，從2004年9月漸行漸遠。

　　當年9月，于振才攬到一樁活，施工中，一個工人失足墜亡，于振才和合伙人每人賠了7萬元。

　　王桂芝勸垂頭喪氣的丈夫。“沒事，錢我們可以再賺，日子總會好起來。等以后有了錢，買輛新車，風風光光地回老家。”

　　承德距北京300多公里，13年里，王桂芝只回過兩次家，第一次是回家給女兒辦理在北京上學的證明手續。她總想“風風光光地回家”。

　　兒子出生后，于振才拼命攬活，但活好攬，工錢難要，生意不再像之前那樣順利，從2004年到2008年，每年接幾個小活，勉強維持溫飽。

　　2008年的一天，于振才興奮地跑回家中：“桂芝，這回我們有指望了。”他在海淀清河攬到一筆為四家民宅主體裝修的活。

　　這單“大活”，最終變成這個家庭最沉重的負擔。

　　幾個月里，于振才帶著他的工程隊沒日沒夜地干。由于雇主的工程款和材料費給付不力，工期一再被延誤，于振才沒有太多工程預算的經驗，支出大大超出預算，雇主卻并不愿承擔這筆費用。一下子，于振才背了三四十萬的債。

　　王桂芝跟著于振才去找雇主說理，“你們講講良心，這都是真材實料，房子裝完了，哪怕你們付了成本價也成。”

　　人家不理她。

　　離婚

　　王桂芝第二次回老家，她要離婚。

　　“桂芝說一不二，一定要回去離婚。”于振才以為妻子嫌他沒本事，這個家要散伙。

　　未料，領到離婚證后，王桂芝像歸置結婚證一樣，把離婚證收好，“振才，你看著，雖說離了婚，咱倆還在一起過，我絕不出去找別的家，你好好干。”

　　后來于振才才明白桂芝的良苦用心：三四十萬的債，借的有親戚朋友的，有老鄉的，還有跟他一起從老家出來的工人的工資，她怕有人上門逼債，她怕兩個孩子聽見吼聲、罵聲，和那些冷冷的眼神。

　　經常有人打來電話要賬，王桂芝苦苦哀求，“你們放心，我們家于子是老實人，有了錢肯定給你們。”

　　背負重債，于振才的工程仍不見起色，不是工錢難要，就是工程層層轉包、多方克扣，存折早已歸零。

　　為給兒子湊學費，王桂芝第一次向大姐借了6000元錢。

　　一天，于振才在工地上被工人們團團圍住，由于轉包方拖欠工程款，他發不起工資了。

　　王桂芝沖破人群，放聲大哭，“你們不能這樣對振才，他這么老實，不能這么欺負他。”

　　王桂芝常常念起于振才被團團圍住這一幕，她忘不了。

　　這個家，除了兒女，似乎看不到任何突圍的希望。

　　偏執

　　她唯一得以慰藉的，就是這雙兒女。

　　女兒剛上初一，小升初時，考了鎮上的前十名，現在還當了班長。兒子也順利進入當地的村小學讀二年級。

　　每當在學校家長會上，兒女被老師表揚的時候，王桂芝總是第一時間打電話，“振才，老師又表揚咱們孩子了。”

　　她仍然有希望。

　　她常跟于振才說，最大的愿望就是看著孩子在北京高考。去年北京市開兩會，解決異地高考提議的呼聲高漲，她對女兒說，“秋玉，看樣子過不了幾年異地高考就會放開。”

　　也是在這個時候，于振才發現，“妻子越來越偏執和多疑。”

　　他常聽王桂芝說，鄰居又在咬耳朵，看到她走過去卻又收口，“他們是在議論我們家吧。”

　　今年10月的一天，秋玉放學回家后說，班級里丟東西了。于振才說，妻子又疑心了，她覺得有人冤枉自己的女兒偷東西。

　　本是隨口的談資，卻成了爆炸的引線。

　　遺書

　　11月1日，于振才在工地忙，沒回家。

　　2日下午5點30分，兒子學校的老師突然打通他的電話，“孩子都放學1小時了，他媽媽怎么還沒來接。”

　　于振才打家里座機，沒人接，桂芝的手機亦然。

　　近6點，王桂芝的手機里出聲音了，是女兒的哭喊聲，“爸你快回來，媽媽倒在床上不能動了。”

　　放學回家的女兒拍門無人應答，和房東翻墻進入小院，發現媽媽趴在床上，滿臉烏青，口吐白沫。

　　于振才趕到昌平中醫院時，妻子身體已經僵硬。

　　警察在租住屋廁所里發現一瓶敵敵畏，那是愛干凈的王桂芝夏天殺蟲用的，之前一直擺在窗臺，還有大半瓶，而今瓶口擰開，瓶內空空。

　　臥室里，王桂芝留下了遺書，三頁紙，“為什么要冤枉我一雙成績優異的兒女，他們沒有偷東西，我要用死來證明兒女的清白。”

　　她還囑托丈夫要照顧好兒女，讓他們留在北京，上大學，并囑托秋玉要照顧好弟弟。

　　于振才堅持認為妻子睡了，只是不愿醒來。

　　他也沒能兌現前妻的遺愿，把兒女送回鄉讀書了。

　　他沒法一邊打拼，一邊照顧兒女，沒辦法。

　　【后記】此事件發生后不久，于振才和王桂芝多年前的雇主、北京市長江科技扶貧基金會理事長楊博喻聽說此事，在微博上呼吁社會關愛農民工。楊博喻在人民大學任教的朋友，準備發起“關注農民工心理健康”的倡議和課題研究。

　　活動旨在關注在京農民工生活，走進他們的內心，在社會快速變遷和轉型的時代，記錄這個少人關注的弱勢群體的現狀。

　　寄語

　　希望我的兩個孩子不會受太大的影響，也希望天下所有父母都能夠珍惜自己的孩子，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走極端，因為生活本來就是坎坷的。

　　——于振才

　　四妹，希望你在天之靈安息，我們大家和振才會把兩個孩子撫養長大，讓他們考上大學，有出息，實現你的夢。

　　——王桂芝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