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在廣東人大分組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指出，要學習新加坡用“鞭刑”來解決刑事犯罪高發問題。陳偉才介紹，新加坡的鞭刑對男不對女，就是將受刑男性攤在架子上鞭打臀部，“藤條先泡幾天，拿出來打，由鞭刑師來打”，根據不同的違法程度接受不同鞭數。(1月30日《南方都市報》)

　　“學習新加坡用鞭刑來解決刑事犯罪高發問題”，真讓人懷疑我們的耳朵是不是出了問題、聽錯了。在肉刑已經被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拋棄，在人道主義已經成為現代法治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時候，陳偉才代表提出這樣的建議，令人匪夷所思。

　　如果天真地認為刑罰嚴厲了，刑事犯罪就可以得到有效遏制，那中國古代也有笞刑、杖刑，這些是不是也要復活？國外還有更加暴力、更加血腥、更加能夠讓犯罪分子望而生畏的石刑呢，咱是不是也該一起學學？更何況，照陳偉才代表的邏輯，如果使用嚴酷的鞭刑就能大幅度降低各種暴力犯罪的話，下一步是不是為了抑制性犯罪的高發，就得恢復宮刑？用嚴刑峻法來震懾犯罪，且不說這樣一廂情愿的愿望能不能變成現實還有待商榷，退一萬步講，即使是在一定時期內真能發揮作用，這到底是法治的進步還是倒退？

　　這話又說回來了，我們不否認鞭刑在震懾犯罪維護新加坡良好的社會秩序方面起到的某些積極意義，可問題是，鞭刑可以在新加坡發揮良好的震懾作用，并不代表著也一定能在我國生根發芽，缺乏必要的歷史習俗和法律傳統的土壤，誰敢保證鞭刑不會變成現實版的“南橘北枳”？萬一因為“水土不服”異化為野蠻暴力的體罰，成為肆意踐踏公民人身權利的工具，那才真的是畫虎不成反類犬。

　　預防犯罪不能陷入 “重刑主義”的誤區，學習別國預防犯罪的經驗也不能不加甄別地一概“拿來主義”。中國歷史上，一談到法令嚴酷必稱秦朝，黥、劓、斬左止(同趾)甚至是戮刑、磔刑、棄市，各種刑罰讓人一聽就毛骨悚然，較之鞭刑不知道恐怖多少倍，但如此多的刑罰依然沒能阻止秦朝 “赭衣塞路”乃至二世而亡，可見，嚴刑峻法帶不來真正的社會長治久安，所以我們當然沒有理由把減少犯罪寄希望于鞭刑等各種殘酷的刑罰上。

　　“以史為鑒，可知興亡”，這樣簡單的道理，作為人大代表不應該不知道。抑制刑事犯罪高發是個大社會話題，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民情等方方面面，絕對不是一個鞭刑就能解決的，或許，真正應該挨兩鞭子清醒一下的，正是那種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拿來主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