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神醫華佗共有兩次出場，當關云長在襄陽之戰時為魏軍毒箭所中時，華佗不請自來，在觀察了關羽的傷口后，他說：毒已至骨，需用刀刮骨。關羽回答：任汝醫治。于是，華佗開始在血流盈盆中挖肉刮骨，悉悉有聲，旁邊的人看得目瞪口呆，掩面失色；而關羽卻是神態自若，雖然汗流如注卻依然大口喝酒大塊吃肉，談笑奕棋至華佗手術完畢，華佗也果真是手到病除。為此，關羽很高興地送給了華佗百兩黃金的“大紅包”，華佗卻堅決不收，于是留下了“華佗手術不收禮”的千古美談。

　　如果說上一次出場頗有幾分“浪漫”，那么華佗的另一次出場卻顯得有幾分“悲壯”。那是在三國演義中的著名白臉曹操患頭痛風疾之時，深知華佗醫術不俗的曹操星夜請他入診。華佗在了解了病情后說：病根在腦袋，需先飲麻肺湯，然后用利斧劈開頭顱，取出風涎，方可除根。曹操聽罷大怒，認為是華佗要加害于他，遂急令拿下，囚禁追拷，一代名醫冤死獄中。殺了華佗后，曹操的病勢愈重，無人能治，遂一命歸西。

　　華佗與關羽、曹操之間的關系，事實上也就是醫患之間的關系，與關羽的醫患關系是建立在一定的坦誠相待的基礎之上的，醫生竭盡所能的救助，而病人則全心全力的配合，這樣，治療就得到了最佳的效果。這其中一方面是患者對醫生的尊重與信任，另一方面也是醫生對患者的負責與照顧。

　　可同樣是醫患關系，華佗與曹操之間卻仿佛隔著一座大山。華佗的大膽提案在今天看來也的確有驚世駭俗之處，更何況疑心多多的曹操，選擇對了治療方法，但選錯了治療手段，讓華佗的處境非常微妙。當然，以現代醫學心理學角度分析，曹操屬于偏執型人格障礙，此類人疑心重，主觀性強，過分敏感，不愿信任別人。而作為醫生的華佗本應循循善誘，對這樣的病人加以合適的心理引導，并說明其認知上的誤期，可是他卻偏偏在當面前說出了曹操擔心多疑的弱點并以關云長作比：“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

　　于是，曹操對華佗妙手回春的軼事奇聞的期許一下變成了震怒，并從開始的將信將疑變成了最后的“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仇耳”！于是痛下殺手，自身也與治病的良機交臂而過。而華佗因為與病人無法得到良好的溝通，又拿不出令曹操信服的診斷依據和資料，也是最終釀成悲劇的緣由。關于華佗之死，也有專家考證說其絕非是如羅貫中在《三國演義》里說的那樣，是要為曹操做開顱手術而為曹操懷疑要謀害自己，終于不幸蒙難。據說，歷史上華佗對自己的醫生身份，一直是耿耿于懷的。史曰其：“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醫生，在史書上歸入《方技傳》，絕無可能單列一傳，從這個上面也可窺知一二。所以，華佗時刻在尋找走上仕途的機會。

　　華佗的機會到來是因為魏王曹操患有頭痛病，后來尤甚。華佗醫術出名，曹操遂“使佗專視”，華佗成為了曹操的“御醫”，華佗看了曹操的病情后表示這個病一時難以治好，需要假以時日方可。在為曹操治療的過程中，華佗便開始故意拖延進程，并又借口“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乃歸家。而到家以后，又假辭以妻子生病，數次逾期不歸。究其本意，乃是意圖要挾曹操，謀取官職。

　　曹操屢次手書招呼，又敕令郡縣發遣，但華佗卻始終我行我素，直到謊言被揭穿，下獄。

　　從這段考證來看，作為一個醫生，把為病人治病當作一個走上仕途的手段而故意拖延并以此為要挾，華佗此舉實在是有損醫德，是可稱為無良醫生。醫學和醫術本身具有極強的道德屬性，《論語·子路》中指出“人無恒，不可作巫醫。”是說一個人如果沒有恒心厚德，就不可以做醫生。由此可見，醫患關系是一種“復雜”的社會關系，既是一種具有較強道德價值的“信托”關系，又是一種具有特殊性法律意義的“契約”關系。而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醫德的重要以及良好的溝通都應該是醫患關系中必不可少的中要條件，從華佗的遭遇中，我們也可看出醫患關系不僅要求醫生有過人的醫術，還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和人際關系協調能力，這樣才能保證患者的滿意，得到患者的信任、配合與支持都是醫療糾紛中的關鍵點，而患者對醫生的理解、接納與合作更是減少雙方隔閡的關鍵。

　　所以，在我們不停探討體制與改革在醫患關系中產生的作用之時，不妨先靜下心來想想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