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在延安（資料圖）

　　本文原載于《文史天地》2011年6期

　　1979年12月2日夜，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家老人病院，室外朔風呼嘯，雪花飛舞。一間緊閉的病房內的地板上躺著一個中國老人，僵硬的軀體已經一動不動。從老人抽搐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他生命終結前最后一刻的掙扎。誰曾想到，這位死于異國他鄉的老人，當年曾有過叱咤風云的流金歲月，也曾有過一段難以啟齒的經歷，他就是中國現代史上不可忘卻的人物——張國燾。

　　五四運動的弄潮兒

　　1916年10月，19歲的張國燾考入北大理工預科。這位新生初入北大的感受，與他所預期的大相徑庭，校內亂七八糟，師生間除授課外，彼此不相聞問。老生的老爺派頭和守舊習氣，使他大失所望。好在也就幾個月的時間，蔡元培任校長，接著又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北大由文科始，開始全面的改革，一切都開始發生了變化。

　　陳獨秀來北大后，《新青年》也因之而遷來北京。北大就這樣形成了以《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陣營，青年學子們都十分喜愛這個雜志。

　　他是個用功的學生，總想以后以學業安身立命，報效祖國。課余他也常常閱讀《東方雜志》《大中華》之類的刊物，希望能找到一條救國治學的新途徑。直到1917年春，他看到《新青年》，才產生出他從未有過的感覺，他說：“我一眼就覺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內容，覺得確適合當時一般青年的需要，頓時喜出望外，熱烈擁護，并常與反對者展開討論。”在北大學生中，他也算是“最先擁護新文化運動的一個”。

　　1918年5月21日，《大中華報》披露《中日共同防敵協定》，學生們對此協定異常憤怒。次日，北大和其他幾所學校的學生，來到總統府，捧著請愿書，恭而敬之地要求見馮國璋總統。這是張國燾初涉政治的第一次行動。當時，他就對這種溫和的請愿“覺得太不夠味”，他欣賞“天津學生代表郭隆貞女士在總統府門前大哭大鬧”的抗議方式，這種熱烈的情緒，促使他萌發“激進”的念頭，“認為應當從事徹底革命，推翻親日派的統治”。

　　他和一些同學發起成立國民雜志社，成員有100多人，多是北大學生，而且，后來都成了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不久，鄧中夏又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他是其中的積極分子，講演的內容多為啟蒙教育，也有結合政治形勢的講演。此時對他最有意義的莫過于同李大釗的來往，他說：“我在歐戰結束的時候，與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先生來往密切起來了。由于他的影響，使我增加了對于社會主義的興趣。”

　　五四運動爆發，北大學生干事會也應運而生，干事會由段錫明、羅家倫、康白情和他等組成，他負責講演部的工作。5月19日，北京學生全體總罷課，發表《罷課宣言》，講演部更是走在運動的風口浪尖。他們走街串巷，深入民眾，宣講買賣國貨、抵制日貨的道理。

　　北京政府嚴令禁止北大講演部的活動，并開始大規模地抓捕學生。6月2日，張國燾等6位同學在講演中被警察逮捕，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坐牢。張國燾等的被捕，激起學生和社會各界的憤怒，北京、上海乃至全國各地罷課、罷工、罷市一浪高過一浪，北京政府不得不屈服，答應被囚學生的要求，由警察廳道歉，還用汽車將張國燾等禮送回校。他因此而享有“學生要人”的美稱。

　　在北大學生干事會的會議上，他被推舉為北京大學學生干事會總務主任兼聯合評議部主任，并是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在北京學生聯合會的會議上，他又被推舉為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干事。大潮過后，北京學聯的工作冷清下來，他也開始思考往后的人生。10月間，他辭去北大學聯和北京學聯的職務，一門心思，準備“完成我的大學學業，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礎”。

　　北京政府一直沒有放棄對學運領袖的迫害。12月的一天，在得知警察將拘捕他的消息后，他和羅家倫悄然上了火車，直奔上海。他在上海憑借北京學運的聲望，與國民黨上層人士及社會名人廣泛接觸，如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廖仲愷、戴季陶、葉楚倫、邵力子和張東蓀、梁啟超等。他還和許德珩、康白情和劉清揚拜訪孫中山。過了10天，孫中山又單獨召見他，對他關注民眾和工人運動的熱情極為贊賞。北京是回不去了，他只得安心在上海避險。這時，上海有個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這個組織的一些主要負責人，如黃介民、曹亞伯等，他不僅耳聞，而且十分熟悉，他們都是老同盟會會員，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就在孫中山召見張國燾后不久，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邀請他參加這里的工作。他擔任了這個組織的總干事，剛開始也是很熱心地投入這項工作，可是，當他得知北京的風聲已去，重理學業的思想又將他的政治熱情復歸平靜。1920年5月初，他辭去中華全國工業聯合會總干事，又回到母校北京大學。

　　張國燾在延安（資料圖）

　　中共初創期負責人

　　張國燾在北京還是不得存身，他已上了北京政府的黑名單，況且，用他的話說：“我的學業已耽誤了一個學期，到了無法追上的地步。”學業之夢就此破滅，他索性整日泡在北大圖書館，“貪婪地閱讀社會主義的書籍”。

　　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乘著暑假多已離開學校。在征得李大釗的意見后，他決定去上海。行前，李大釗讓他向陳獨秀“表達他的意思，大意是他雖主張從研究馬克思主義入手，但陳先生如有進一步計劃，他也很贊成”。這時，陳獨秀等已在上海創立了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就要回北京了，陳獨秀希望李大釗在北方發起組織共產黨。

　　回到北京，他向李大釗介紹了上海的情況，并轉述陳獨秀的意見。10月，李大釗、張國燾和張申府在北大圖書館召開了會議，正式成立共產黨組織，隨后成立支部，李大釗為書記，他負責組織工作，羅章龍負責宣傳工作。

　　1921年6月，北京黨接到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通知。劉仁靜是這樣回憶選舉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他說：“我記得選舉的實際情況是：首先大家一致選張國燾當代表，在選第二個代表時，曾提出過鄧中夏和羅章龍，然而他們十分謙讓，以工作忙不可分身為由辭謝，這樣最后才確定我當代表。”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時，會議主持人理所當然應是陳獨秀，可陳獨秀因故缺席，而李漢俊、李達不善交往，代表們這才推舉張國燾主持會議，毛澤東和周佛海擔任記錄。在中共一大上，代表們選舉出由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的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

　　中共初創時的組織工作主要是工人運動， 8月中旬，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張國燾為主任。正當他全神貫注于工人運動時，又被推舉為中共代表之一，去蘇聯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這是中共參加首次大型國際會議。會議期間，他還和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工人代表鄧培，受到抱病出席會議的列寧的接見。這在當時黨內是非常稀罕的殊榮。

　　回國后不久,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張國燾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從中共二大到西湖特別會議，他都與國際代表馬林唱對臺戲，反對與國民黨黨內合作，而堅持建立黨外統一戰線。1922年10月，陳獨秀與劉仁靜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一直到次年1月，他代理陳的職務,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二七大罷工時，他的身份是中央代表，因此也就成為總罷工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震驚世界的“二七慘案”中，他也在被捕之列，只是在工人的幫助下化裝成賣花生米的小販，才死里逃生來到漢口的法租界。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他因不贊成與國民黨的黨內合作，而與馬林再次發生爭執，他的中央委員因此而落選。1924年5月，他們夫婦被逮捕。據上海《申報》報道：“自前日（5月26日，作者注），偵緝隊已開始拷訊，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另據相關檔案資料，他在獄中供出了包括李大釗在內的北京黨的負責人。

　　階下囚的生活使他對自己的信仰產生了懷疑，他說：“在中國如何實現共產主義，我始終想不出個頭緒來。”他承認自己現在已經沒有“青年那種勇往直前的銳氣”。他的革命情緒明顯消沉，他自己也表示以后“還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的好”。

　　坐了5個月的牢，因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他們夫婦終于走出牢房。出獄后不久，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他又進入中央核心，進入中央局。震驚世界的五卅運動發生時，中央局的5位成員中，彭述之患傷寒住院，蔡和森也因氣喘病而不能視事，陳獨秀負責全黨的工作，瞿秋白主編《熱血日報》。他是中央局分管工運的干部，責無旁貸地去了上海，直接指揮和領導五卅運動。

　　1925年10月，中共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不久改稱軍事部），張國燾擔任主任，可謂中共第一任軍事領導者。在中共五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并和陳獨秀、蔡和森組成為政治局常委，他還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后又增補瞿秋白為常委。此時，他扮演了一個很不光彩的角色，那就是擠對總書記陳獨秀，作為那個時代的見證人和中央機關的工作者鄭超麟回憶：

　　“中央形成了一個三人集團：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每次開會，他們三個人唱了一樣的調子，最后按他們三個人的意見通過。彭述之被踩在腳底下，陳獨秀如同小媳婦。一次，黃文容告訴我，張國燾在中央會議上拍桌子大罵陳獨秀，而陳獨秀不敢還罵。

　　以后回到上海，顏昌頤證實了這件事情。他當時在中央軍委一個機關做事，他說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三人，每次中央開會前先到這個機關的一間房子商議什么事情，然后去開會。”

　　他終于遂了心愿，1927年7月，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改組中央常委會，陳獨秀體面地下臺，由他和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所決定的第一件事，就是舉行南昌起義，他支持南昌起義。可7月26日，共產國際來了新的指示：“如無勝利之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中央讓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將共產國際指示向領導起義的幾位同志傳達。7月29日，他給南昌的同志發去密電：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要等我到后再決定。第二天，他趕到南昌，仍然堅持如上意見，沒想到遭到一致的反對。他見起義已是箭在弦上，在第二天的前委緊急會議上，還是服從了多數人的意見，同意于8月1日凌晨舉行武裝起義。

　　就是這段經歷，使他在八七會議上，由政治局委員而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后來還一擼到底，只是個普通黨員。他對此一直不服，多次去信中央申訴。在中共六大上，他舊話重提，就自己的處分與瞿秋白進行不依不饒的爭論，共產國際負責人布哈林似是為他辯護說：“張國燾說：‘我當時想暴動是很危險的，但我不敢說’。……為什么呢？因為說了就有機會主義的嫌疑。我對于他是很明了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實在是怕說，并要注意他以前是犯了一些過錯的。他要是亂叫，自然可以說他是機會主義，不守紀律，而將他開除出黨籍了。”

　　也許是布哈林的話起了作用，中共六大后，他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留在了莫斯科。1931年1月，他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國。在歸國途中，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已經增補他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3月28日，中央決定在鄂豫皖蘇區成立中央分局，決定讓他任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書記，而這正是他所心馳神往的：“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馳騁的所在，我為之向往。”

　　長征途中分分合合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于懋功。會師之初，張國燾便仗著四方面軍實力，蔑視中央紅軍。這一點，連已是邊緣化的原共產國際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說：張國燾“四十歲左右，身體魁梧，儀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樣接待了我們。他的舉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軍事優勢及行政權力。”

　　兩個方面軍會師后，中央確定繼續北上的戰略方針。他在擔任中革軍委副主席后，又再次以“統一指揮”等為借口，寫信向中央要權，消極對待北上的方針。中央考慮到兩大主力紅軍的團結，并為促使四方面軍北上，于7月18日，在蘆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務擴大會議，同意他擔任紅軍總政委，并讓陳昌浩擔任軍委常委。

　　由于他的一再拖宕，以致讓胡宗南部得以集結扼守松潘，紅軍決難由松潘而入甘南，只得從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大草地北上。8月3日，紅軍總部將兩個方面軍混編為左右路軍，繼續執行北上的方針。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和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左路軍行動。

　　當右路軍終于走出荒無人煙的草地，并打開紅軍北上向甘南進軍的門戶時，他的南下主張非但絲毫未變，而且越發的無所顧忌。

　　正在此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由蘇聯回國到達陜北。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致電張國燾：“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著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系。”

　　得此電文后，他的心情是復雜的，與毛澤東所各執一詞的“北上南下”之爭，終于等來了可以裁判的關鍵人物。細細揣度，建黨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漢出生入死，這種私交舊誼，林育英總不會淡然處之，無動于衷。想到此，他胸有成竹地回復一封長長的電文，將“分裂黨和紅軍”責任，完全推給中央的“北上”路線。這封電文還是以中央的名義發出的，其用意無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認或默許。林育英接電后即復電說：“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的政治路線，”“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并說：“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

　　讀著態度如此鮮明的電文，他仍然不甘心，又給林育英去電：“浩兄：是否允許你來電自由？”懷疑林育英已失卻自由，其陰暗的心理可見一斑。此時，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電令“張國燾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自分裂活動以來，一直遭到朱德、徐向前等的反對，中央的決定和國際代表的態度，更使張國燾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了。

　　1936年6月6日，張國燾在爐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會師后，中共中央批準成立西北局，任命張國燾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這期間，毛澤東頻頻去電張國燾，反復強調：“對過去爭論一概不談”，“中央內部的團結一致，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必要條件”，“等待國燾同志等北上商討一切”。“我們一、四兩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他再沒有理由拒絕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達北上的命令。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至此，南下分裂主義錯誤徹底破產。

　　執迷不悟的變節者

　　張國燾是個精明人，知道依照黨內斗爭的慣例，長征路上的這番折騰，是不會輕易過去的，與其被動挨批，不如主動過關。他找到毛澤東，想找到談話的話題，毛澤東卻對過去的爭論只字不提。他又找到林育英，想讓林以國際代表的身份從中調解。可是，不久便發生了西安事變，這種努力也就自然而然地擱了下來。

　　1937年2月6日，他將《從現在看過去》的檢討交予中央，把自己的錯誤，分為5個方面進行檢討，承認：“我自己的確犯了反黨反中央的錯誤”，其中“最嚴重的錯誤是于組織上的對立。否認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而自稱中央，這是政治上錯誤的結果和組織原則上錯誤的結果”。“這在政治上是原則性錯誤，在組織上是組織路線的錯誤”。

　　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凱豐看了這個檢討，很不滿意，于2月27日發表了洋洋灑灑數萬言的文章——《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文章分為13部分，從政治、組織、軍事、民主等方面進行分析，給張國燾定性為：“一種特殊形式的右傾主義和軍閥、土匪主義。”文章還說：由于張國燾以“私人意志去改變”北上的戰略方針，以致使“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張國燾給徐、陳的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斗爭。”以凱豐的身份傳遞出這樣的信息，其傳播的權威性及廣泛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中央政治局3月召開的會議上，他照例作了檢查。朱德、任弼時和彭德懷、林彪、賀龍等作了批判性發言。3月30日，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其中說：“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當時稍微不慎重，那么會打起來的。”這就是所謂的“草地密電”。

　　這份電文只是講到開展黨內斗爭的程度，而沒有“武力解決”的內容，“武力解決”是凱豐文章中說的。

　　會上許多人要求撤消張國燾的黨內外職務，除開其黨籍。中共中央考慮到他已認識到錯誤，且又同意中央的路線，故作出《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對他不作組織結論，還保留其在中央的大部分工作。

　　他給中央送上第2份檢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從在延安與毛澤東比鄰而居的窯洞搬了出來，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頭窯洞里，用他的話說：“我獨自隱居在那里，閉門謝客，連電話也不裝置。”“中共中央雖然照常發給我開會通知，和政治局各項文件，我總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這是我的無言抗議。”

　　盡管如此，中央不僅沒有責怪他，反而將政治局會議開到他家，他在《我的回憶》中寫道：“大約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澤東率領著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來訪我，我們相見握手問候。他們滿面笑容，贊賞我的住所是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難決的事特來請教。”

　　不多日，抗大教務長成仿吾請他去抗大教授政治經濟學，而這恰是他所樂意的，因為，他曾在莫斯科列寧學校讀過約二年的《資本論》，這正是用武之時，又何樂而不為呢？在經濟學的講授中，他的心情好多了。他說：

　　“我這樣努力了三個月，幸好完成了任務，如果不是蘆溝橋的槍聲，改變了我的教學生涯，也許我能成為一個經濟學教授。四十多個學生和我相處得水乳交融，彼此坦誠相對，連師生間的矜持也沒有了。學生們覺得我是他們遇見的經濟學教授中最能干的一個，學校當局也把我當作一名好教書匠。”

　　這時因西路軍的失敗，對張國燾路線的批判，又在延安掀起高潮。也就是此時，王明端著國際代表的架子，從莫斯科飛到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應王明的要求召開會議，王明在會上傳達了莫斯科關于抗日統一戰線的精神，而他印象最深的則是：“王明不說斯大林瘋狂的清黨曾殺害了很多同志，反說是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實施陷害，這真令人毛骨悚然。”“王明還進而主張加強對托派及其他反黨分子的斗爭。他說明聯共內部有大量的托派分子和反黨分子，難道中共內部就太平無事嗎？”

　　聽著這些火藥味極濃的話，他不免有些心驚膽戰，而會后王明單獨找他的談話，對他的選擇，也就是他自稱“一次冒險”，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王明說張國燾與中央鬧分裂的根子是：“托派在暗中作怪。”并且告訴他：“李特、黃超就是托派，他們在迪化經鄧發審問，已招認是托派，并已槍決了。”他已經感覺到“王明反托派的矛頭，竟是指向著我的。”王明從莫斯科帶來的蘇聯肅反、反托的左傾經驗，令他總是杯弓蛇影，心有余悸。他說：

　　“這就證明斯大林的魔影，已變本加厲的隨著王明到中國來了。由于這種重大的刺激，我經過一番考慮，最后決定脫離中共。”“這是一次冒險，可是心情感到特別輕松。”

　　機會終于來了，1938年清明節是例行的祭黃帝陵的日子，他利用這個機會離開延安來到西安，一頭扎到國民黨的懷抱，雖經諸多的同志的勸說、挽留，就是不愿再回延安。至此，他結束其之前還多少有些光明的歷史，開始其變節者的不歸之路。

　　異國他鄉的末路人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將張國燾開除出黨。同時，陜甘寧邊區政府也發布命令，開除他所擔任的邊區政府執行委員及代理主席等所有職務。鑒于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張國燾又是共產國際執委，中共中央就此向共產國際報告。9月，共產國際作出決定：“批準中國共產黨開除前中央委員張國燾之黨籍。”

　　蔣介石對張國燾的作為，很是高興，將他安置在武昌的一座小洋樓里，由武昌警察局長蔡孟堅負責他的安全。安置妥停后，陳立夫前來找他談話，征求他對工作安排的意見。他告訴陳立夫，自己想創辦一個民辦刊物，宗旨是喚醒年青人不要上共產黨的當，共產主義不適宜中國。現在所有的準備都就緒，唯缺乏資金，希望給以資助。

　　在蔣介石看來，有了張國燾這樣大人物的反戈，可謂是檢了個“金娃娃”，怎能讓他做這些筆墨工夫呢？一天，蔣介石單獨接見了他，并指了指站在身旁的戴笠，笑容可掬地說：“我想請張先生給他幫幫忙。”他這才算正式進入軍統，并混了個軍事委員會中將委員。戴笠倒是很器重他，他也很賣力。軍統總務處長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回憶：

　　“戴最初對張國燾寄以極大的希望，滿以為只要張肯賣一點力氣，便可以把共產黨搞垮。張國燾說要辦一個訓練班，由他來培訓一批專門人員，戴笠馬上挑選各訓練班畢業學生中最優秀分子送去給他訓練。他說要在陜甘寧邊區設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馬上照他計劃辦理。真是要人給人，要錢給錢。這時張國燾不僅是戴笠宴客時座上最受歡迎的佳賓，也是戴笠引為最得意的部屬。他每次請客準備邀張國燾去參加時，往往先告訴他的朋友，并且用很驕傲的口吻向朋友們介紹說：‘明天你來吃飯時，便可以看到共產黨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他使盡全身解數，也沒有取得令戴笠滿意的成效，而此時蔣介石又在戴笠的一份報告上批示：“凡是能叛變共產黨的人，也會隨時叛變我們。”戴笠的態度也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明為給他派去秘書，實際是在監視他，他的專車也被取消。戴笠是這樣的態度，軍統特務更是瞧不起他，穿小鞋，找岔子、瞪白眼的事常有發生。他對友人說：“我是身家不清白的人。”

　　軍統是待不下去了，他找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謀了個國民參政員的頭銜，可是，但逢國民參政會開會，不要說周恩來、董必武等共產黨參政員不理睬他，就是其他黨派的參政員也不愿和他接觸，他只能一個人向隅而坐，孤獨發愣。抗戰勝利后，他又被安排到善后救濟總署江西分署任署長，而江西省省長王陵基則是他的老對頭，當年他在四方面軍時，王陵基就曾吃過四方面軍的不少敗仗。如今張國燾落在他的手下，豈能讓他輕松快活。他自知和這些軍閥有理講不清，便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主動辭職，來到上海。

　　轉眼間，淮海戰役、平津戰役開始，國民黨的敗局已定，上層人士紛紛安排往臺灣的退路，可張國燾并不在安排之列。1948年11月，他攜全家秘密來到臺灣。在臺灣也不過一年的時間，他倍受冷遇，所賴以棲身的住處也被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強行征占。臺灣也無他的立足之地，他只得來到香港，另謀生路。

　　在香港，他與顧孟余等人發起“第三勢力運動”，可又被顧孟余等排擠出局。走投無路的他，來到一家小報館擔任主筆，以寫點評論的稿酬，養家糊口。在國際黃金市場價格上漲的利益驅動下，他以僅有的5000美元作為啟動基金，做起了黃金的生意，誰知剛有點斬獲，黃金價格就一路下滑，不僅分文未賺，而且血本無歸，過起一貧如洗的生活。

　　在困境中，他想起了大陸。1955年，他通過香港友人向北京提出請求，想送次子去廣州中山醫學院讀書。經周恩來批準，他的次子來廣州讀書，后成為醫生，現在美國從醫。中共八大召開時，他又通過這位友人向北京捎去想回大陸的信息，北京的回復很簡單，只要公開承認錯誤，回大陸的門是敞開的。可他不愿認錯，這扇門又被關上了。

　　就在他山窮水盡時，美國堪薩斯大學找上門來，讓他撰寫個人回憶錄，并答應每月付給2000港元的研究費，他的日子這才有了起色。他廢寢忘食地寫著，終于完成這部百萬字的著作，也就是《我的回憶》。1966年，香港《明報月刊》又買了他的版權，開始連載，并于1973年分三冊出版，他由此賺了一筆稿酬。

　　文化大革命在大陸如狂飆興起，美國駐香港的外交人員出于對中國文革內幕的神秘感，曾訪問過他，他不排除西方人關于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權力的考慮，但他主要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出于哲學的考慮。他認為，毛澤東有著超凡的政治魅力和能力，又是個出身于農民的社會主義者，對平等的訴求是與生俱來的，一旦發現自己所建立的政權違背了這種訴求，就一定要采取劇烈的非常規的行為。這大概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反修防修。這是他的一家之言，筆者倒發現這些言論，多少與毛澤東自己所說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他3個孩子，1個在美國，2個在加拿大。1968年，他離開香港，移居美國。不久，又移居加拿大多倫多。1973年，他突然中風，行走不便的他被送入官辦的免費老人病院，他將在這里度過余生。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他多少有些感慨地說：“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像我一樣，毛澤東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時間問題。”

　　多倫多老人病院的護理條件較差，一間狹窄的房間里住著2個不能自理的老人。北美的冬天刺骨的寒冷，而暖氣又時斷時續。這天深夜，他凍得實在難熬，因按鈴求助才摔到地上。第二天清晨，醫生發現時，他已凍得僵硬。死后，他被安葬在多倫多公墓，享年8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