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中國經(jīng)營報》報道，在打了近三年官司后，山西疫苗患兒家長尚彩玲“不得不在和解協(xié)議書上簽字”，放棄對北京天壇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一切訴訟和信訪權(quán)利”。這也是轟動一時的山西疫苗事件中“唯一獲得立案的訴訟案件”，不過最終也以和解收場。

　　山西疫苗事件，公眾是否還依稀記得，那些被文字記述出來的，落在孩子身上的苦難？2010年3月，知名調(diào)查記者王克勤在《中國經(jīng)濟時報》刊發(fā)兩萬字長篇調(diào)查，揭“山西疫苗亂象”。報道指稱山西各地近百名兒童在注射疫苗后致死、致殘或引發(fā)各種后遺癥，彼時南都曾連發(fā)多篇社論關注。而在當?shù)氐恼{(diào)查結(jié)論里，排除報道援引病例與疫苗質(zhì)量之間的關系，卻承認疾控部門政商勾結(jié)，不乏“違規(guī)行為”，責任人被處理。此后，疫苗事件逐漸淡出公共視線，南都《深度周刊》2011年9月曾刊發(fā)多篇報道，關注散落各地的另一批“疫苗‘病人’”，以及“預防接種異常反應”的相關處置與補償問題。

　　據(jù)報道，以和解收場的這場官司，彼時立案曾“頗費周折”，立案后由于媒體開始介入報道山西疫苗事件，“全省再無類似訴訟獲得立案”。所謂“唯一獲得立案的疫苗訴訟案件”，事實上是在疫苗事件被媒體爆出前已經(jīng)立案。在《中國經(jīng)濟時報》報道中亦曾提及韋家女童的這場訴訟，一審法院認定“接種疫苗后的異常反應”。隨后則是接踵而來的法律流程——— 發(fā)回重審，二審，以及流逝的時間和后遺癥的苦痛。

　　那些曾出現(xiàn)在疫苗事件報道中的患兒，以及未寫入報道但媒體曾表示愿提供名單的近百名疫苗患兒，現(xiàn)在如何？公眾或無從獲知，而惟一啟動司法程序的疫苗患兒訴訟，歷經(jīng)近三年的司法流程，最終卻以“和解”告終，在和解協(xié)議中有諸如“雙方自愿放棄一切訴訟、上訪權(quán)利”的表述。名為自愿，卻依然可以看到疫苗家長言語間的無奈——— 高昂的治療費用，不那么高的司法效率。為何疫苗事件爆出后，再無相關案件獲得立案，這或許應成為理解這惟一立案的“漏網(wǎng)之魚”，三年來命途多舛、最終不得不和解收場的一個視角。

　　《民事訴訟法》對案件的受理有明確規(guī)定，除了直接利害關系、明確的被告、具體的訴求外，還有“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這一稍顯模糊的表述。但對此，民訴法第三條有開宗明義的界定，即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因財產(chǎn)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均應在法院受理之列。然而具體的司法實踐中，有些案件不容易立案卻是實情，此前媒體報道的三聚氰胺毒奶粉家長系列訴訟，便也曾遭遇“立案難”的問題。

　　特定類別的案件，以某種內(nèi)部規(guī)定的形式不予立案，個中考量或許復雜，但其結(jié)果卻是令法律問題難以通過法治的方式得到解決?！胺ㄕ咚耘d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爭”(語出《管子》)，解決糾紛歷來是法律與訴訟最主要的社會功能，法治社會的標志之一也在于，公民保有對法律的信仰，愿意并樂于將問題與糾紛訴諸法律解決。國家設立法律部門，并為公民提供尋求法律救濟、維護合法權(quán)益的各種方便(而非阻礙)，是為不容搪塞的國家責任。

　　在包括但不限于山西疫苗案在內(nèi)的諸多方面，有些罪惡無法通過有瑕疵的“和解”得以告解，因為它需要直面那些孩子本不應(也無力)承受的苦難。司法應當給每一個公民、每一種行為，以其應有的法律評價，并確保訴權(quán)的實現(xiàn)?！白屆癖娫诿恳粋€案件中都感受公平正義”的前提在于，讓應當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都順暢地啟動訴訟。

　　而實踐“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首要步驟，便是確保所有希望借由法律渠道解決問題、在制度框架內(nèi)追尋司法正義的公民，能在程序上先得償所愿。特定案件屢屢上演“立案難”，此種非法治、反法治的局面必須得到徹底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