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留守兒童的異地就讀與異地高考被附加上嚴苛的條件，城市在福利體系中也遠未把外來人口納入其中，這導致的只能是現實生活中留守者與父母的被迫分離，也成為留守女童易遭性侵的根本性緣由之一。

　　性侵兒童其實一直未曾從新聞上消失，海南萬寧風波未平，河南桐柏縣事件又發。據5月27日的《大河報》報道，日前，網上爆出桐柏縣56歲教師性侵10多名小學生事件，隨后記者驅車前往調查采訪，發現有16名女生遭斗稱溝小學老師楊仕富性侵。在受害女生中，最小的年齡僅為7歲，最大的年齡13歲，一多半為留守兒童。據村民說，在沒發生此事之前，楊在當地口碑很好，很多村民不相信楊會做出這種事兒。

　　當悲劇再次以“留守兒童”的標簽出現，不管村民是否相信那個老實的小學教師會做出禽獸之事，但作為一個確鑿的事實，留守女童的確正在成為一個容易遭受性侵的“重災區”。此前早有資料顯示，在過去三年里，廣東就有逾2500名女童被性侵，其中近半在14歲以下。而且，性侵女童者65.74%是熟人，被侵犯的留守兒童則占到半數。廣東一省已是如此，如果把視野再拓寬到外出務工者眾多的其他省份，被性侵的留守女童一定會是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我們怯于去推算類似的數據，因為它只能是無法想象的淪陷與失序。

　　有一種人倫失序不能被繼續，關于留守女童易遭性侵的緣由也必須被再次提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骯臟成人的手之所以習慣于伸向留守女童，不過是因為她們本身就是“無保護”的。留守女童常年與祖輩生活，年輕的父母長期盡不到監管職責，她們缺乏最基本的人身保護常識教育，與此同時，當青壯年都像潮水搬涌向城市，農村也在制造著僅存婦孺的空心化村莊。村莊的空心化既意味著人口的稀少，也意味著抵御外界風險的能力在降低，這就自然給了一些有著不可告人目的者上下其手的底氣與機會。事實上說到這些，它早已是我們所熟知的內容，所以最大的問題仍在于：為什么諸如性侵的留守兒童苦難一直未曾改變？

　　說到“留守兒童”，它是一個社會問題而非家庭問題，這已作為共識而被接受，我們當然也對其充滿著深沉的憐憫情感，只是，這一切是否就兌現為倒逼相關制度改善的動力？客觀來說，不少外來人口眾多的大城市都逐漸打開了曾經緊閉的城門，展現出為留守兒童和務工父母團聚的善意。但我們依舊不得不說，此種改善程度還是非常有限的。不僅留守兒童的異地就讀與異地高考被附加上嚴苛的條件，城市在福利體系中也遠未把外來人口納入其中，這導致的只能是現實生活中留守者與父母的被迫分離，也成為留守女童易遭性侵的根本性緣由之一。

　　社會正在失去關注與改善留守兒童遭際的能力嗎？于頻發的留守女童被性侵事件后，我們不得不這樣泣血追問。需要看到的現實是，第一代農村留守兒童早已長大且為人父母，正在成長的是他們所生育的“留守者二代”。不同于父母，當前被“遺留”在老家的孩子，面臨的是一個愈加發展與改變的年代。他們必須被傾注更多的培養心血，才能在逼仄的上升通道中艱難走出，這也就要求國家制度層面上的改良與頂層設計對留守兒童的格外眷顧——— 尤其是異地就學升學與城市福利制度。但毋庸置疑，此種改變是緩慢的，當留守女童可能面臨著被性侵的命運，底線式的留守者人身安全都無法保障，其他的權利賦予又從何談起？

　　回答這樣的問題，在當下不免仍是蒼白與乏力的。還是讓我抄錄下桐柏縣教師性侵留守小學生的一段新聞記錄吧——— 桐柏縣教師性侵留守小學生事發后，一些打工地返回的父母牽著孩子來到當地的婦科門診檢查，“都是家長牽著年幼女孩，‘小孩子哭，大人也哭。’一當時在場的目擊者說，自己看著心里就難受。”———“小孩子哭，大人也哭”之前，倘若城市化只是為了制造巨大的權利孱弱人群，與他們某種程度上的“無能無力”，那么我們不能不說，必須被彌補的愧疚還未被深度彌補，而他們，恰在驗證著這個時代的精神高度與溫暖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