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剛過，大學的畢業季已達到高潮。近幾年每年的這一時期，圍繞著大學生就業的話題可謂充斥著街頭巷尾、報紙網絡。無論是奮戰多年的學生，還是恨不得自己親自上的老師和家長，以及政府、企業都密切關注著大學生的就業問題。然而，如果抱以傳統觀念，由教育專家、上海教育科學院原院長胡瑞文主持的一項研究結論，可能會讓很多人深感失望。

　　按照胡瑞文所主持的《基于事業統計和人口普查的教育結構與人才供求分析》報告顯示，2010年至2020年，中國預計將新增9400萬大學畢業生，由于同期市場提供的白領崗位只有4600萬，預計有一半以上的大學畢業生將入職藍領行業。盡管近幾年隨著大學生就業不斷低端化，已經產生出“蟻族”這樣的階層，但從未來趨勢的角度看，如果發生過半大學生入職藍領的現象，勢必將讓許多含辛茹苦甚至傾其所有供養一個大學生的父母為之驚愕。

　　然而，不管未來的情形多么糟糕，我們終究要回歸現實。沉浸在過去把大學生等同于天之驕子的夢境中，對于解決問題沒有絲毫的意義。要知道，未來可預期的趨勢是中國龐大的就業市場并不能提供足夠多的原本符合大學生口味的“白領崗位”，而相應的，在商業服務人員、工人和新型農民領域，則將新增近5000萬個就業崗位。對此，胡瑞文團隊所撰寫的報告也指出，新增的這些藍領崗位也將彌補白領崗位的不足，成為未來大學生就業的新選擇。

　　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政府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突然開啟了長達十多年的擴招改革，并未細致考慮同期中國經濟的結構乃至就業市場結構的走向。學者吳向宏曾經分析道，鑒于中國長期秉持低匯率政策，以加大出口額的增長，便使得經濟資源紛紛流向外向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上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的確在數年間成長為舉世矚目的“世界工廠”，但由此也壓制了國內本土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崛起。這就直接導致現有的產業結構更青睞高級的藍領技工，而非被稱為“高級專門人才”的大學生。

　　另一方面，由于中國金融體系頻頻受到政策性因素的干預，使得資源錯配進一步加劇。以地方政府創收的方式為例，各個城市之所以熱衷于上馬房地產，主要在于此法可以快速回收土地出讓金。而為了撐起房地產市場，政府便要求銀行貸款向開發商傾斜，而不是向能夠創造更多白領崗位的知識型企業傾斜。這也恰恰解釋了為何學歷不高的包工頭和售樓小姐可以在收入上輕易壓過寒窗苦讀十多年的大學生。

　　一個國家就業市場的結構必然與其產業結構的分布息息相關。1997年啟動的高校產業化改革，人為地實現了中國大學生數量翻番的目標，即從2001年的114萬上升到2013年的700萬。而同期中國經濟的結構依舊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符合大學畢業生預期的就業市場的增長速度遠遠跟不上大學擴招的速度。這就使得“上大學找不到工作”成為高校擴招所制造出來的一個問題。因為如果這一部分人不上大學，而是直接工作，他們的預期將不會是“白領”，所謂就業難的問題也就自然消失了。

　　經歷了數年大學生就業難之后，很多大學生都放棄了“白領夢”，轉而安心成為一個藍領。這其中既有政府的倡導，也有就業人群自我的調適，更有市場企業所發出的種種信號。伴隨著中國人口紅利拐點的到來，人工價格勢必不斷上漲，藍領并不是過去印象中辛苦低薪的職業，而可能成為一個中等收入群體。更何況，隨著更多大學生的加入，藍領的形象也將得到提升，藍領的職業道路也將更加寬闊。更是基于這一點，大學生未來就業的藍領化問題，或許并不值得大驚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