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司法改革的廣東實踐動作不斷，包括深圳福田法院、佛山中院等的改革嘗試引來各界矚目。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鄭鄂日前接受媒體專訪，詳解廣東法院系統正在進行的改革思路，坦言目前的審判機制“已不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除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推進改革”外，更大步伐的改革則需要頂層設計。

　　圍繞“司法改革向何處去”的問題，社會各界事實上一直不乏共識。盡管如此，讓法治常識成為改革共識的努力，卻不可能順風順水，可能有徘徊，甚至是倒退。是故，改革再出發的過程，很大程度上會成為一種常識回歸的過程，用鄭鄂的話講，“現在改革就是要回歸審判規律，才可能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深圳、佛山、東莞等地法院正在進行的改革嘗試，在側重點上或有這樣那樣的差異，但目標難得地一致，即通過推行審判長負責制改革、試行法官獨立審判以及削權審委會等，根本目的在于“遵循司法規律”，盡最大可能剝離行政化的干預，讓法院和法官回歸司法屬性。

　　應當看到，此番廣東高院院長鄭鄂出面表態，“全力支持”下級法院的改革嘗試，在推動法院去行政化等改革議程上，廣東法院系統自上而下已亮明態度。盡管，司法改革作為由始至終都需要通盤謀劃的制度變遷，不可能奢望由法院一家的單兵突進(包括公檢法各機關在內的權力配置與程序設計，都需要有動作、有共識)來完成，但依然有必要對勇于突破的做法表達贊賞和支持。當然，目前司法改革所遇到的問題，所需要協調的各方掣肘，也日益印證著司法頂層設計、改革決心與魄力的重要性。

　　在討論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問題時，難免面臨獨立行使職權與司法腐敗的辯駁，有人甚至擔心“越獨立，越腐敗”。殊不知，司法機關的行政化頑疾本身，不僅直接造就個案性的司法腐敗，其本身就是司法腐敗的本體及成因之一。在此層面，經受行政化影響與侵蝕的司法權力，便是那個被污染了的河流源頭。司法機構(包括法院和檢察院)在行政化權力運作流程和被行政化了的人才評估體系影響下，對司法公正的破壞不僅是個案的外部干預，更是職業精神上的被羈束，無法遵循法律邏輯和司法規律。用鄭鄂的話說，司法不公的原因絕大多數并不是因為司法腐敗，“我們沒有真正找準影響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其中司法行政化是導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可謂肺腑之言。

　　回看此前討論的廣東各地法院改革，在談及改革所遇到困難時，除了基層試點所共有的問題(諸如頂層設計乏力，政策支持不夠等)，還有一些“力有不逮”的方面總是欲說還休。那就是人才評估與激勵機制的革新。法律專業層面的回歸司法規律，可以在內部完成，然而一旦改革中(或改革后)的法官權力與責任的重新配置，遭遇一成不變的評價機制，薪資仍按行政級別劃定，甚至專業人才的職業走向仍需聽命于地方相關部門的醞釀(用鄭鄂的話講，即“法官選任機制還是一種行政化的方式”)，則專業領域費心達至的“去行政化”局面，極有可能吹彈即破。這也正是除了法院回歸審判規律需要所謂頂層設計之外，最需要直面和突破的改革困厄之一。

　　如鄭鄂所言，“我們目前的審判機制，事實上是源于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審判機制，和當年的蘇聯模式是一樣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現有的體制已不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制度革新所面臨的難題，可能并非都在于舊制度本身的優點與生命力，而是依附其上的權力與利益考量。從來都是，“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對已經不適應時代發展需求的落后機制與模式，不論是涉及司法權力配置、法院回歸司法屬性等法律專業問題，還是為改革提供后盾的法律人才選任與評估機制的“去行政化”，可能更需要“除了改革，沒有別的出路”的歷史使命感，以及壯士斷腕的決絕與果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