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豎起性賄賂的利劍，應當驚醒那些大搞權色交易的紅顏春夢，最終目的是把那些消弭在溫柔鄉中的權力能量，聚集到興國安邦的正事上來。

　　金澤剛

　　性賄賂，通常指的是國家工作人員在婚姻之外，非法接受他人提供的性服務，然后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即一方以權謀色、另一方以色牟利的權色交易。多年以來，是否應將這種行為納入刑法的治罪范圍，一直存在爭議。近來，備受矚目的重慶市北碚區原區委書記雷政富案、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案，再次使性賄賂入罪的問題引發輿論波瀾。法律到底如何界定賄賂的范圍，值得深思。

　　真理越辯越明，十多年來的爭論已經讓性賄賂入罪的種種利與弊都暴露出來。而比較鑒別之后，我認為，性賄賂入罪的理由已經十分充足。

　　其一，性賄賂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質特征。

　　根據刑事立法原理，將某種行為規定為犯罪，主要是因為該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而性賄賂已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權力腐敗形式。收受賄賂主要是職務犯罪，其本質上就是“出賣公權，獲取私利”，是一種侵犯職務的廉潔性、職務的不可收買性的犯罪。憑借權力為提供性賄賂者牟取利益，同樣是一種以權謀私行為，只是私利不在于錢物，而是追求性的刺激，收獲性生活的感官享受。這種感官刺激和享受正好能滿足一些官員對精神利益的追求。

　　實踐證明，“性賄賂”已屢屢成為重大腐敗事件的組成部分，對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構成了越來越嚴重的破壞。所謂“飽暖思淫欲”，“權力是最好的春藥”，都說明性賄賂在當代社會更是有機可乘，其社會危害性充分反映出犯罪之惡，必須運用刑法加以懲治。

　　其二，將性賄賂列入刑法打擊范圍之內，是完善賄賂罪的迫切需要。

　　人類社會在不斷發展變化，在社會經濟不發達時期，賄賂以財物等財產性利益為主。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生活和非財產性利益越來越受重視。以某些不便計算價值的非財產性利益實施賄賂，已成為腐蝕國家工作人員的一種重要手段，其中，權力與性需求的交易就成為賄賂犯罪的新寵。

　　而在傳統刑法中，賄賂僅限于金錢和財產性利益。如果有人通過美色滿足官員的需求，從而獲取非法利益，只要收受美色一方構不上濫用職權罪或者玩忽職守罪，那么，雙方就平安無事，以至于雙方逐漸成為利益共同體，屢屢損害的只有國家、社會和民眾的利益。我國刑法對于官員犯濫用職權罪或玩忽職守罪有嚴格的犯罪要件構成方面的限定，現實中由于種種原因，查處起來更是不易。如果將性賄賂納入賄賂犯罪體系之中，相關罪名將成為監督官員廉潔自律的利器，令官員不敢因貪圖春色，越雷池而滑向腐敗的泥潭。

　　其三，動用刑罰手段遏制性賄賂，并不違背刑法的謙抑精神。

　　刑法的謙抑精神是指刑罰適用的成本較高，不到萬不得已時，不宜動用，也就是國家要慎刑恤罰。但是，謙抑精神不能成為阻礙打擊嚴重犯罪的擋箭牌。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對一些腐敗官員，只講道德、紀律和黨性已經療效不大，“生活腐化”和“作風問題”的定性對腐敗者而言已是利多弊少。性賄賂入罪的正當性，已不止于禁止對性倫理道德的違背，還在于遏制為了追逐性享受而背棄職務行為公正性的做法。

　　性關系原本屬于道德問題，但當性關系成為權力交易的對價時，刑法就有了介入的理由。刑罰的確定性增大了遏制犯罪的力度，而刑罰的嚴厲性則增加了作奸犯科的成本。所以，將性賄賂問題上升到刑法層面，并不有悖刑法的謙抑精神。

　　其四，性賄賂現象引發民眾的強烈憤慨，刑法介入已成多數人的共識。

　　在2005年的一次研討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趙登舉語出驚人：最高檢查辦的省部級干部大案中，幾乎每人都有情婦，“性賄賂目前在行賄犯罪中已相當普遍”。性賄賂的普遍危害性早就令民眾不滿，性賄賂入罪符合民意對于刑法打擊犯罪功能的期待，是對社會民眾長期以來反感、譴責權色交易的應然回應，也是現行反腐機構和反腐人士盼望的反腐倡廉新路徑。不難預見，性賄賂入罪將使防治腐敗犯罪的刑事法網更為嚴密，一些懲治腐敗的案件或將因性賄賂而找到突破口，有關腐敗大案要案必將獲得更好的社會效果。

　　其五，性賄賂入罪符合國際反腐敗的總體趨勢，一些國家的立法可資借鑒。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將賄賂界定為“不正當好處”，為打擊賄賂犯罪提供了擴大解釋依據。其他一些發達國家也有“性賄賂入罪”的范例。日本、德國的刑法均認為賄賂是指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一切“利益”，日本更是不斷有懲治性賄賂的案例。即使一些歐洲國家對“性賄賂”定罪量刑的案件很少，但“性賄賂入罪”的立法仍然起到了有效的威懾作用。英美刑法通常也對賄賂作包括財物、服務以及其他利益的廣義解釋。

　　這些國家的廣義理解，也是經過長期司法實踐確認的，就像當初德、日等國把電和煤氣等能源認為是盜竊的對象，也經歷了一個爭論的過程一樣。不能因為上述不同國家適用打擊性賄賂犯罪的罪名或者方式有不同，就認為性賄賂在國外沒有規定。

　　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價值和利益的理解也不能再局限于物質性財富。在利用大量非物質性利益實行賄賂的今天，如果仍然因循守舊，置賄賂犯罪的新形式、新特點于不顧，將非物質性利益排除出賄賂的范圍，勢必減弱我國從嚴懲治貪污賄賂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執行力度。

　　其六，性賄賂入罪，可以彌補我國反腐機制和社會價值理念的不足。

　　美國雖然承認性賄賂犯罪，但有關性賄賂的判例并不多見，這是有其特有原因的。美國國會曾分別在1966年和1976年通過了著名的《信息披露法》和《陽光下的政府法》，賦予全體公民最大限度的知情權和政府官員最小程度的隱私權，使官員的行為隨時隨處處于媒體和民眾的嚴密監督之下。所以，即使法律來不及追究性賄賂，官員卻會因性丑聞被暴露而引咎辭職，這就促使美國的官員極力控制自己的不軌行為，這樣反過來大大減少了刑法介入的機會。

　　我國的情況卻大為不同。我們一直強調通過道德、黨紀、政紀譴責處理性賄賂。情人成為一些官員生活的調味品，官員的性丑聞在他們出“大事”之前，往往不是問題。在官場中，純粹因性丑聞主動辭職的官員極其罕見，性賄賂儼然只是一些官員東窗事發后的副產品。這樣的現狀更加凸顯性賄賂入罪的必要性。

　　其七，我國相關政策和司法實踐，為性賄賂入罪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基礎。

　　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了“特定關系人”和“情婦（夫）”的概念。情婦進入受賄罪的司法解釋，增加了法律對政府官員私德的關注，使性賄賂開始接近刑法的視野。

　　同年11月，公安部消防局發出通知，實施《公安消防部隊四個嚴禁》。其中第三條是：“嚴禁在部隊工程建設、物資采購和財物分配中收受賄賂。”依據《四個嚴禁》所附的專門解釋，“收受賄賂”的行為包括“獲得安排子女升學，幫助本人或他人就業、調動工作、晉職晉級，提供性服務等非物質性利益”。

　　從司法實踐來看，官員享用商人購買的性服務，尚難以認定受賄罪。例如，在此次劉志軍案件中，有人為其出資安排多名女性嫖宿，就不在檢察機關公訴之列。但如果官員接受嫖資享受性服務，則可認定為受賄罪，2007年浙江麗水檢察院曾將嫖娼費用計入一起案件的受賄金額。一是直接享受對方購買的性服務，一是接受金錢然后購買性服務，二者本無實質差異，但前一種行為不被司法機關判定為受賄，后一種卻被判定為受賄，相關法律漏洞可見一斑。

　　其八，性賄賂入罪后，能夠探索和解決界定難、取證與量刑難等問題。

　　“性賄賂入罪”，縱然存在情感不好判斷，取證難、量刑難等問題，但是，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問題。性賄賂打擊的不僅是一次性獻身或者購買性服務的權色交易，而且，觸犯婚姻法的二奶、情人同樣可成為性賄賂的行賄方，官員利用職務之便為她們謀取非法利益，亦為接受性賄賂。取證和量刑這些技術上的難題，不應當成為刑法無能、司法不能動的理由。

　　我們更不能用程序法的困難去否定實體法的正當性。精神損害這個抽象問題，如今不是也可確定出對應的賠償了嗎？有的非暴力威脅的強奸案不是照樣定罪量刑了嗎？我國刑法本就存在諸多“情節嚴重”、“情節惡劣”等規范性用語，它們在實踐中不好量化，需要法官發揮價值評判水平，這也是法律的奧妙之處。即便很難說兩人間的性關系到底是因情而生，還是屬于權色交易，但這不代表就不該立法，而是應當努力提高我們的司法水平。何況我們還有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制度保障，不會因此損害那些單純感情越軌者的合法權益。

　　定罪量刑不能犯數額“依賴癥”。通過考量行賄人意圖謀取的非法利益的大小、受賄人損害職務廉潔性的程度、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等要素，要判斷雙方性行為的合法性，在司法實踐中還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其九，從保護女性權益，維護婚姻家庭秩序的穩定出發，性賄賂入罪也非常必要。

　　表面上看，女性是大多數性賄賂案件的“獲利者”（不排除有女性官員獲得男性的性服務）。但整體而言，女性是實際的受害者，她們最終演繹的往往是悲劇。與獲得財物相比，一些腐敗分子更傾向于利用手中的權力，交換女性的青睞。性賄賂得不到打擊，使得一些腐敗官員可以肆無忌憚地索取性服務，女性遂成為行賄的附庸“禮品”。

　　同時，性賄賂入罪也要打擊性行賄者，她（他）們并不能置身事外。這對于制止婚外性行為，維護婚姻家庭秩序的穩定，亦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性賄賂入罪，也是刑法對于婚姻家庭法以及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一種庇護。

　　最后一點，需要強調，欲望是人的天性，性賄賂入罪并非推行絕對禁欲主義。在法律技術上，權色交易行為入罪時受到一定條件的限制，量刑取決于危害大小和情節輕重。對性賄賂同樣不能搞一刀切。尤其是，對于兩情相悅的床前月下之事，刑法的態度仍然是“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刑法豎起性賄賂的利劍，應當驚醒那些大搞權色交易的紅顏春夢，最終目的是把那些消弭在溫柔鄉中的權力能量，聚集到興國安邦的正事上來。

　　（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