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是“物以稀為貴”，但按照地方紅會的說法，之所以要求醫院用認捐來換取器官捐獻資源，并非是出售器官的牟利行為，而是為了用捐款對捐獻者進行救助。平心而論，器官捐獻，盡管其本意和初衷并不追求回報，但無論從人道主義出發，還是對器官捐獻行為的認同，給予器官捐獻者適當的救助與補償，的確不無必要。

　　不過，當醫院對于器官資源的申請，竟然要首先過地方紅會的認捐關，尤其是當一例器官的認捐額度，甚至已高達10萬時，對于醫院而言，名義上是捐款，實際卻是獲得器官的成本，既然醫院并非福利機構，認捐的成本注定只能轉嫁到患者身上，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器官手術近乎天價，除去手術本身的費用之外，天價的器官認捐費，恐怕同樣貢獻良多。

　　在紅十字會的職責中，的確白紙黑字列出了“依法開展和推動遺體、器官(組織)捐獻工作”。于是，地方紅會通過開展器官捐獻工作，掌握了捐獻者以及器官資源，的確也是順理成章。不過，當開展器官捐獻工作的組織，竟然搖身一變充當起了器官分配者的角色，甚至還以認捐之名開出不菲價碼，顯然不能以“能者多勞”自詡。對于地方紅會而言，當然只能在職責范疇內運作，具體到器官捐獻，地方紅會的職權也應僅限于捐獻工作，而不能把捐獻的器官據為自身資源，甚至插手分配與認捐事宜。否則的話，一只手以公益之名接受器官捐獻，另一只手卻挾“器官”以令醫院認捐，角色錯亂的紅會，又怎能不行為分裂？尤其是當認捐的賬目連起碼的透明都不能保證，誰能保證器官認捐的名義下，不會藏有另一黑幕呢？可見，紅會器官捐獻組織者的角色，即便有讓紅會獨攬大權，以便監管的必要。但捐獻器官的管理與分配，顯然不能混同，而必須明確剝離。

　　至于紅會所謂“對于器官捐獻者的救助”，也絕非除了“逼醫院認捐”便再無途徑。例如，新加坡就設立了專項基金資助器官捐獻者，其中國家腎臟基金會撥出1000萬新元(約合5千萬人民幣)設立“腎臟活體捐獻者援助基金”，旨在為經濟困難的腎臟捐獻者提供幫助。相比強制認捐，這一機制的引入，無疑能撇清利用捐獻器官交易并牟利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