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大師"通往神壇路核心要素:治病和預測未來

　　至于機場、車站的書店里，則常年擺滿了能幫企業做大做強甚至做成500強的“大師”著作。只是“大師”們可能真的忙于授課，沒能對其管理理念親身實踐，年復一年靠走穴賺錢。即使真的有過可以稱道的實戰經驗，也要再買個博士學位，或者給自己貼上真假難辨的“北大、清華客座教授”標簽，更上一層樓。

　　不過，這些在“氣功大師”們面前只是小巫見大巫。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氣功熱”，造就了一批信徒百萬計的“大師”，他們治病救人、懸壺濟世，甚至還聲稱曾發功滅大興安嶺火災，能讓導彈偏離航向。隨著國家相關政策的出臺，這些人逐漸沒了市場，轉而低調從商，或者私下替名流、貪官看病，最近大肆曝光的王林，正是成名于那個年代。

　　近些年最流行的還是“養生大師”。改革開放30多年后，人們的腰包鼓了起來，對身體的健康尤為重視，不管哪個門派，只要有歷史有傳說，講好故事就能引來追隨者。于是演雜耍的青年李軍就搖身一變成了道長李一，道教養生生財有道；針織廠工人張悟本則將自家三代人都改成了中醫從業者，假學歷虛頭銜樣樣都不能少，一把綠豆治百病；初級護士馬悅凌以“不生病的智慧”獨步天下，可惜造化弄人，100多人因她書中“生吃泥鰍”的妙方中毒。

　　這還只是浮出水面的，那些默默無聞的“大師”，市場更加廣闊。光是淘寶上，與“大師”有關的商品就達數十萬件，“大師”們留下的字畫、古董，“大師”們開光的物件，甚至是“大師”們寫在薄薄紙片上的祝愿，銷量也成百上千。而那些電視上、報紙上未能爆得大名的“大師”們，也沒必要怨天尤人，只能怪市場太大，同質化競爭日趨激烈了。

　　至于那些目標人群定位高端的“大師”，則在不聲不響間，早已賺得盆滿缽滿。若非馬云、李連杰等人造訪的消息被傳到網上，王林恐怕還在他低調而奢華的“王府”中為來訪的要客展示與其他名流甚至官員的合影，樓下停著他的勞斯萊斯和悍馬車。

　　誰搭建了“大師”通往神壇的路

　　當一個個“大師”因曝光而倒下時，有網友戲言，在我們的時代，“大師”都快變成一個貶義詞了。伴隨著一茬又一茬出現的大師，人們不禁要問：為何這些“大師”總有市場、總能八面玲瓏地左右逢源，甚至連官員、明星、富商這些“社會精英”都奉之為座上賓？

　　何祚庥院士從上世紀80年代“氣功熱”席卷全國開始，便與“氣功大師”多次公開論戰，一開始雖難抵整個社會的狂熱，但隨著時間推移，以及政府相關文件的出臺，人們逐漸認識到了他們當時觀點的可貴。談及那段全國追“大師”的往事，何祚庥認為，科學界甚至不少政府官員，將大師們推向了神壇，而大量信徒的盲目追隨，也讓科學界的清醒聲音很難發出去。

　　而無論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民智未啟、社會發展落后的階段產生的“氣功熱”和“造神運動”，還是在信息化高度發達的今天，一個個“大師”的產生，其中都有媒體推波助瀾。張悟本正是通過做客湖南衛視某節目迅速走紅，但其知名度上升太快，以至于他的綠豆療法將批發市場的綠豆價格推高了一倍多，更是自稱《把吃出來的病吃回去》一書四個月內銷量過百萬，悟本堂診所一號難求。

　　在社會背景和媒體助力之外，“大師”們之所以能登上神壇，更重要的還是他們瞄準了“市場需求”。北京大學中文系張頤武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大師”們之所以能有市場，首先是依靠雜耍手段的“神功表演”吸引受眾，但最核心的要素一般有兩個，即治病和預測未來。而這兩點，都瞄準了現代社會中人們普遍存在的健康問題——無論是生理健康還是心理健康。

　　張頤武認為，隨著社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們對自身健康問題越來越關注，特別是中老年人對這些問題尤其關注。而這也給了那些“養生大師”以市場，他們以簡便易行、不一定能保證“神效”但基本無害的藥方行走江湖，這種手法古已有之。而更重要的是，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生活的壓力、對未來的焦慮無時無刻不困擾著人們，這時，心靈雞湯也好，預測未來也好，都成為“大師”賴以四面通吃的伎倆。

　　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明星富商，對“大師”大多是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寄希望于從“大師”那里尋得一劑良方，填補因信仰缺失而留下的空白。就連一位“80后”都能自封為“風水大師”，通過在淘寶售賣“心靈安慰劑”一般的“開光靈符”而年入千萬了。同時，張頤武也認為，這些“大師”也善于與明星、官員、富商構建關系網，在逢場作戲與精心設計里為自己牟利。

　　有市場、有需求、有魔術和雜耍般的“拿手絕技”、有八面玲瓏長袖善舞的社交技巧，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大師”們便乘勢而起，在光怪陸離的現代社會里，半是自封半是被推地登上了神壇。

　　不為“大師”所惑需媒體公眾合力

　　“成也媒體，敗也媒體”，越來越便捷的媒介渠道，既造出了更多“大師”，也加速了“大師”們的滅亡。“大師”祛魅的速度早已今非昔比，當年何祚庥們通過五六年斗爭才揭開氣功師的本來面貌，但張悟本從被揭發到倒下只用了幾個月，王林則是寥寥數天。就連因違建樓頂別墅而被牽出的“治癌神醫”張必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都憤憤地大罵“王林牽連了我”。

　　“最近冒出來的王林最多算個‘小師’。王林知道太招搖撞騙不行，所以刻意低調，因為前面的‘大師’下場他都看到了。”何祚庥說，如今的情況已經比當年好得多，不再需要科學家特意向中央打報告，媒體的曝光就足以將他們拉下神壇。

　　回首“大師”們的登頂神壇與跌落之路，人們往往感慨良多。而這條充滿誘惑又貽害無窮的“神壇之路”，是否有辦法根本斷絕？

　　說起真正的大師，陳寅恪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名言乃是必要條件。“我們都很清楚真正的大師是怎樣的人。”何祚庥說，“他們有戰略思維，能夠看到影響科學全局的大問題。有很好的科學功底，比如丁肇中的實驗功底，李政道和楊振寧的理論功底，還要有獻身科學的志趣。那個年代不少科學界人士也希望一蹴而就，想靠氣功做出成果來震驚世界，肯定是不行的。”

　　人非圣賢，孰能無欲？在通向成功和幸福的坎坷道路面前，人們往往希望能有捷徑。命運、風水、奇跡、“神人”，在漫長的歷史中，都是國人迷信的重要元素。從皇帝到官員，從士大夫到老百姓，無論是陰陽五行、讖緯之學，還是長生不老、飛升成仙，都構成了中國“迷信傳統”的悠久脈絡。自王充寫下《論衡》已有將近2000年，范縝的《神滅論》亦已問世1000多年，但迷信依然在中國的大地上“野火燒不盡”地繁衍生息。雖然隨著時代發展，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大師”動輒擁有數萬甚至數十數百萬信眾的狀況已一去不返，但通往理智與科學的道路依然充滿崎嶇。

　　2011年公布的第8次中國公民科學素養調查結果顯示，2010年，我國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公民比例僅為3.27%，僅相當于日本、加拿大、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因此，無論是教育機構、專業的科學工作者，還是國家政府機關、公眾媒體，都有向民眾傳播科學知識、普及科學常識的責任和義務。只要迷信的土壤還在，就仍有可能在未來滋生“大師”。

　　在采訪中，何祚庥和張頤武不約而同地提到，在今天，在使用“大師”“公知”這樣的詞語時，人們的言語中都帶有了一絲調侃和諷刺的意味。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一方面，人們依然需要專業人士的意見作為參考，但同時，“大師”和“公知”這兩個詞曾經帶有的“全知全能”色彩的褪去，也代表著民眾獨立、質疑精神的發展。

　　張頤武認為，要真正根絕“大師”現象的出現，重要的是在轉型期的浮躁社會氛圍中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無論是兜售著開光靈符的“風水大師”，還是叫賣著預測未來的其他“大師”，瞄準的都是人們焦慮不安、需要安慰的心靈。但如何祚庥所言，在通往科學的道路上，并無捷徑。人生的道路，亦是如此。

• 上一頁
• 1
• 2
• 全文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