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都擠著想去做公務員，這是一種嚴重的浪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日前表示，“政府機構不是給年輕人的，這低估了他們的能力，是大材小用，也浪費了社會花在他們身上的教育成本。”(9月12日《新京報》)

　　“年輕人都擠著想去做公務員”構成“一種嚴重浪費”，站在社會公共理性、價值理性角度，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如果進一步站在年輕人自身個人理性、工具理性角度審視，這種“嚴重浪費”究竟又是怎樣發生，或者說，既然明知“浪費”，時下中國年輕人，何以仍會心甘情愿地去選擇這種并不符合社會公共和價值理性的“自我浪費”、“擠著去做公務員”呢？

　　揆諸社會現實稍加分析，不難發現，答案其實也很簡單直觀，那就是，目前我國的公務員，其實很大程度上仍然并不完全是一個普通正常的職業，而是一個具有某種不太正常的特殊優厚待遇和優勢地位的超級職業，也即人們常說的所謂“鐵飯碗”甚至“金飯碗”。這集中體現在，盡管公務員表面名義上的工資數量并不算很高，但各種或明或暗的實際福利待遇卻顯得極為優渥，遠超其他一般社會職業，不僅具有“雙軌制”背景下優厚的養老、醫療、住房等社保待遇，而且還有由“三公”等“職務消費”而形成的大量隱蔽福利，以及通過權力尋租形成的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

　　當然，更深一層分析，在時下中國，公務員職業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待遇地位不太正常的超級職業，追根溯源無疑又是因為，公務員所司職的政府公共服務，實際上還并未真正充分到位、完全名副其實，同時公務員手中的公共權力，也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監督和制約，真正“被關進制度的籠子”。這突出體現在，政府權力的邊界并未被徹底厘清，一方面，既存在大量政府權力“越位”、“錯位”，沒充分做到“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同時存在不少政府權力的“缺位”，許多原本該由政府管的事情，常常又并沒有管或者真正管好，比如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等。而在這種政府權力邊界不清的公職生態背景下，作為公共服務和公共權力具體承擔者的公務員職業，趨于利用手中公權自我謀利、自我服務，乃至異化為一種超級職業，當然不足為奇。

　　從這個意義上說，“年輕人爭做公務員”所構成的“浪費”，不僅是一種人力資源配置意義上的“浪費”，更是一種政府公共服務和公共權力配置監督上的“不到位”。那么，要根本改變這種“浪費”，出路顯然不在于對年輕人進行道德說教，而更在于，必須讓政府公共服務和相應公共權力真正到位歸位，進而最終讓公務員職業徹底回歸成為一個普通正常的社會職業，一個既遵循“優勝劣汰”的正常職業邏輯，也同時享受“統一平等”的正常職業待遇，無法憑借“灰色收入多”、“權力效用大”、“待遇福利優”來誘人的普通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