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前，討論最熱烈的話題莫過于“以房養老”。高房價下的老齡化時代，“房”與“老”兩個本就沉重而敏感的話題，疊加之后放大為輿論場上的乘數效應，呈現出幾乎一邊倒的聲音——“前半生人養房，后半生房養人，豈不悲劇？”“百年之后，房子被銀行收走，子女咋辦？”“抵押房產，自己養活自己，政府的責任何在？”

　　種種疑問，貌似合理，實則蘊含著不冷靜的情緒。“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并非全新提法，之前已有部分城市試行一二；也并非毫無根據，在國際上已經較為廣泛地開展。但凡冷靜思之，都會認可其對于解決養老資金問題、盤活以后房屋資源的意義。若說這一模式面臨房屋產權、抵押擔保的風險，又有哪一創新能夠繞開所有風險？又有哪一改革能夠規避所有矛盾？實際上，正是由于風險與矛盾的客觀存在，“以房養老”才選擇在逐步試點中循序漸進地前行。

　　更何況，相比《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的整個政策體系，“以房養老”不過是創新舉措之一。按照《意見》，政府在保障基本養老服務方面仍然要發揮主導作用，根本不存在將養老責任推給個人的“甩手掌柜”之說。與之相反，《意見》更注重加大各級政府投入，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并使社會力量成為提供養老服務的主體。不去嘗試理解頂層設計的宏觀性、系統性，怎能走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誤區？又怎能避免“聽蝲蝲蛄叫就不種莊稼”的荒謬？

　　至于“田地傳子孫”的傳統觀念的轉變，確實還需要假以時日。但就目前來看，“以房養老”針對的目標群體，主要為無子女的“丁克族”以及兩套房產以上相對富裕的老年人，所以并不存在直接的觀念與利益的沖突。

　　其實，那些激烈言辭的背后，還有一層“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味道，指向尚未做實的養老金賬戶，以及尚未并軌的“雙軌制”。殊不知，任何問題均需在既有條件下推動，多元籌資也會促進后兩者改革的深化。倘若一提創新，便不顧新帳舊賬而一股腦兒拋出來，豈不是混淆了基本范疇，誤導著公眾認知？

　　駛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軌道的中國列車，已擁有1.94億60周歲以上老年人口，這一數字到2020年將達到2.43億，到2025年將突破3億。如此龐大的老年群體，加之復雜的改革現實，注定了“老有所養”的莊嚴承諾不會一蹴而就。成功應對老齡化挑戰，離不開政府、市場、社會、家庭與個人的共同努力與共識凝聚。在此過程中，媒體應當多些積極引導、釋疑解惑，而非刻意地炒作問題、放大矛盾。

　　當我們懷著理性與建設性，持平而論，“以房養老”是不是遠遠沒有那么面目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