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社會撫養費的去處理所當然，但還需要看到對于社會撫養費來處的縝密思考。

　　國家衛生計生委新聞發言人10日回應“去年22省份一共收到了169億的撫養費”的報道時表示，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有法可依，征收以后全額納入地方財政的預算管理，收支兩條線，收上來以后全額上交國庫，用于本地區的各類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支出，也包括計劃生育。

　　對社會撫養費的去向予以說明，表明的是對社會關注問題正面回應的態度，這當然有助于廓清關于社會撫養費的種種猜測。不過，鑒于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權屬于地方，更有說服力的回應是列出各地方的征收數額及其使用情況。社會撫養費屬于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管理的范疇，因此公布使用情況并非難事。不言而喻，越是能曬在陽光下，社會撫養費的法理性就越具足。

　　在明晰去處的同時，對于社會撫養費的來處也需明晰。各地管理者需要闡釋清楚，如果社會撫養費是普遍適用的剛性規定，那么其公平實施就是底線。但在現實中，何以留下一些社會地位和財富水平高于普通百姓總能獲得豁免的印象；管理者還需要面對以經濟處罰作為調節生育工具所面臨的局限。無論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定到什么高度，對于不同收入人群帶來的影響必然截然不同。如果有錢就能生孩子、沒錢則不能享受基本公民待遇的局限不能突破，那么社會撫養費控制人口數量的預期目標就不可能不漂移，在某種程度上出現拿錢購買生育權的性質異變。

　　現實操作層面遇到的一個個問題，已經一次次成為社會熱議話題。這已經在提醒著社會撫養費的管理，不能僅強調上繳入庫的規范，還需要強化在征收環節的規范，治療其中的癥結。而假如將社會撫養費放諸更廣闊的視角下，就會發現，從思路上到管理上，都有改善其運行系統的必要。

　　在“超生罰款”出臺之初，主要矛盾是眾多人口無法轉化為有效生產力，以“超生罰款”進行生育導向就成為當然的選擇。但時至今日，在經濟規模成倍擴大，而老齡化問題趨于嚴峻之后，人口紅利已經大大消耗，這一點，從勞動力成本直線上漲中可見一斑。新形勢下，像過去一樣簡單視人口為財富消耗者而忽略其財富制造者的社會作用，已與勞動力市場情況不符。此外，隨著個人權利意識的凸現，以粗放方式征收社會撫養費，也存在社會管理的隱患。

　　明確社會撫養費的去處理所當然，但還需要看到對于社會撫養費來處的縝密思考。人口管理從來就不應是靜態管理，而應具有動態改革慣性，無論是否有利益固化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