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布的“383”改革方案總報告，以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刊發于去年10月1日《比較》雜志上的課題研究報告總結《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在媒體上爆紅，這背后除了公眾對新改革方案的期待與好奇之外，還有更復雜的因素。

　　其中不能排除一些人希望在三中全會前夕影響輿論，推動民眾與決策者的想法向他們希望的方向發展。正因為如此，同時廣泛傳播的還有對這兩篇材料的過度解讀和選擇性解讀。

　　之所以說是過度解讀，因為“383”改革方案總報告只是國研中心向三中全會提交的參考報告之一，并不是全會唯一參考資料，更不是全會報告本身。之所以說是選擇性解讀，是因為劉鶴的文章總結了十點結論和三條建議，但媒體僅僅突出其中比較符合新自由主義胃口的半條結論——“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松了自己的奮斗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卻抹煞了非議選票政治的另外半條結論——“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更完全無視另外幾條與新自由主義教條根本相悖的結論——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對危機的責任，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大眾心理都處于極端的投機狀態，等等。對于這樣的選擇性解讀，我相信“中國不會犯顛覆性錯誤”。

　　與此同時，在民間資本特別是投機性資本規模已相當龐大的背景下，上述過度解讀和選擇性解讀得以掀起如此輿論熱潮，離不開投機性資本圍繞這一題材的操縱炒作。他們制造題材的逐利動機與政治性圖謀一拍即合。

　　制造題材是投機性資本運作的基本特點，政府政策從來就是所有國家投機資本炒作的重要題材，即使高舉“自由放任”旗號的美英等國也不例外。由于中國政府決策與執行能力強大，中國市場和海外市場炒作“中國概念”資產時尤其喜好政府政策題材。從早年借電信市場政策變動炒作海外上市中國電信股，到前幾年外匯市場數次上演的“成思危效應”，到前不久炒作“上海自貿區概念股”，再到這回炒作“383”報告和劉鶴的文章，投機性資本逐利的基本原則一以貫之，炒作手法則從早年的炒作國內官員、政府研究機構人員的只言片語，逐步發展到現在過度解讀和選擇性解讀官方研究機構報告。

　　如果說最初炒作中國政策題材者大多數是中國本土資本，隨著中國市場的擴張開放和對國際經濟影響力的上升，關注中國市場的海外資本與日俱增，他們對炒作中國政策的參與也日益深入。一旦其炒作引發大批市場參與者的非理性盲從，投機性資本就獲得了成功；如果其炒作與政治勢力的圖謀取得共振，他們成功的概率就會大大提高。

　　投機性資本的本質不會改變，民眾和決策者能做的是增強辨別能力，避免盲目跟風，避免自己的判斷與決策被綁架。須知爆炒后市場上留下的通常是一地雞毛。上海自貿區消息公布后，自貿區概念股一路飆漲，但到自貿區正式掛牌前夕卻出現較大幅度下跌。決策者尤其要時刻清醒，決策立足點應是可持續的長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應是實體經濟部門的可持續發展，而不是投機性資本易反易覆的一時歡呼。我們要保持改革的勇氣和魄力，但不必對“改革紅利”之類概念的熱情追捧者過度興奮。最喜歡爆炒這些概念的多數是房地產、金融等資本市場玩家，因為他們能從“制度套利”中大發橫財，所以他們特別熱衷制度的“改革”。實體經濟的實干者最需要的則是穩定可預期的環境，而不是高頻率的折騰。一個大國的安身立命之本只能是實體經濟，而非資本游戲。▲(作者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