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大的人口數量、日趨老齡化的人口結構、總體不高的人口素質、日益凸顯的人口流動等人口問題，已困擾我國人口工作者和決策層多年，也是中央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點關注對象。究竟應如何認識我國的人口國情，并據此進行科學的社會管理，亟須做出理論上的梳理與回答。

　　通過梳理西方社會的歷史發展，我們可以發現，社會管理變遷與人口各要素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人口要素可以分解為數量、年齡結構、性別結構、質量、遷移分布五個要素，分別對應的是古今中外曾遇到過的人口膨脹或人口蕭條、人口老齡化、性別比失衡、人口素質下降、大規模移民等社會問題。其中前兩個要素具有較強的自變量性質，后三個要素則具有較強的因變量性質。

　　人口正是從這兩個維度與社會管理緊密相連。而正是在這兩方面要素的共同作用下，西方經歷了從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管理，到初步形成社會管理體系，再到福利國家，最后探尋現代社會管理新模式這一歷史過程。與西方相比，我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目前的社會管理又存在著獨特的問題。發達國家200多年工業化進程中分階段出現的人口問題在我國集中顯現，令人口形勢更加復雜。

　　從人口自變量性質來講，首先，我國人口基數大、新增人口多，對資源環境承載力構成較大挑戰。其次，年齡結構日趨老化，而且呈現出“未富先老”的局面。另一個問題就是勞動年齡人口將從無限供給逐步轉變為有限剩余，并逐步轉變為相對短缺。

　　從人口因變量角度講，首先，我國出生性別比長期偏高，導致婚姻生態失衡，衍生出性犯罪、拐賣婦女等諸多經濟社會問題。其次，人口質量因出生人口缺陷發生率高企、兒童早期發展滯后及教育發展不平衡等原因依然不高，使得勞動力的整體競爭力偏低。再次，流動人口數量龐大、問題復雜，對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資源的布局提出很大挑戰。更由于戶籍制度的二元分割，社會出現斷裂，衍生出留守兒童、空心農村等社會現象。

　　面對上述因人口要素引發的社會問題，我國傳統的“揚湯止沸”式的社會管理已難以有效應對。因此，促進我國人口問題的有效解決，既需要從“經濟人”思維轉向“社會人”思維，將先前站在“經濟”立場上的社會管理轉變為站在“社會”立場上的社會管理，也需要針對人口要素中自變要素和因變要素，區別加以應對。

　　第一，充分尊重人口自身的發展變化規律，通過科學制定與及時調整社會政策，應對自變要素的人口問題。人口數量和年齡結構的變化應遵循自然法則，社會管理作為一種外在干預力量，也必須基于自然法則發生作用。當前，亟須對我國的生育政策、人口計生行政、人口計生公共服務制度等做出相應調整，以使我國的人口生態逐步回歸健康良好的狀態。

　　第二，運用“社會人”思維看待和進行社會管理，通過追根溯源與對癥下藥，應對因變要素的人口問題。“經濟人”視角將人視為追求物質利益的經濟活動主體，講究以最少付出獲得最大回報。因此要明確社會管理的目的是防止片面強調人口的“經濟”屬性帶給人的社會傷害，多一些優質服務，少一些物化利用和威權管制。要認清引發人口質量、性別結構、流動人口等相關問題的根源，編制利用人口發展指數，建立人口安全預警機制，適時調整計劃生育、勞動就業、居住遷移、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政策制度。

　　第三，基于社會治理的普遍發展規律，讓“社會”更多地參與人口服務管理。依照現代社會的管理模式，政府應當轉移部分社會管理職能。而由第三部門來參與社會管理，也有著效率優勢、靈活優勢、道德優勢等諸多好處。國際經驗也早已表明，非政府組織等社會力量憑借其靈活性、適應性、方便性和個性化的特點，在各國人口服務管理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要積極采取多元激勵措施，發動社會力量參與人口社會管理，實現從“人口政府管理”到“人口社會管理”的邁進。▲(作者是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