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止勞教顯然只是第一步，真正該做的文章在于《決定》中的后半句話——“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存在半個多世紀的勞動教養，終于走向壽終正寢。《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這是中國法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不僅意味著一項舊制度的終結，更昭示著一種推動法治進步的力量。回顧勞教制度廢止的全過程，那一樁樁具體的案例，一份份真摯的建議，一次次激情的研討，都在制度改革的道路上留下印跡。缺少這份堅守、這種執著，我們所孜孜以求的法治不會憑空降臨。

　　在為法治進步彈冠相慶的同時，我們也面臨一個更為棘手的難題：勞教廢止后留下的制度空間，該如何去填補？廢除一項舊制度不易，建構起一項先進而有效的新制度，更難。據資料顯示，早在1986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雷潔瓊就宣布，中國正在制定勞動改造法與勞動教養法。從1987年起，勞教立法先后被列入我國“七五”“八五”和“九五”立法規劃，卻一直無果；隨后作為替代制度的《違法行為矯治法(草案)》，也被連續列入第十屆和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立法計劃，實際審議卻未見蹤影。

　　勞教之“惡”，其實不在制度本身，而主要在于立法的混亂與執法的異化。在嚴重違法與犯罪之間設計勞教這種銜接性措施，并無目的上的邪惡之處，相反卻體現出社會治理的嚴密性。但是，從1957年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8次會議批準《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到1979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再到1982年國務院轉發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勞教立法一直沒有真正上升到國家層面。

　　由于國家立法不足，勞教被濫用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尤其是隨著行政處罰執法日趨規范和嚴格，勞教幾乎成了一個“筐”，從吸毒、賣淫嫖娼到拆遷、上訪，都可能成為被勞教的對象。

　　要改變這種混亂的制度現狀，形成優良的公共治理狀態，廢止勞教顯然只是第一步，真正該做的文章在于《決定》中的后半句話——“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這句話為我們布置了更重的任務，那便是制定良法。原本適用于勞教的違法行為如何分流？現有被勞教人員如何處置？都離不開國家層面的立法提速。而如何在舊的勞教制度基礎上，重建一部替代性法律，實現公共治理與公民自由的雙贏，將考驗著立法者的理性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