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改革只要有決心，有力度，有韌勁，它所釋放的制度紅利將是巨大的，定會把當代中國送達一個全新的高度。

　　制度改革，是根本性、長遠性的變革。激發經濟和社會活力，制度變革是“活水源頭”，更具有“杠桿效應”。

　　從“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到“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再到“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11月15日全文發布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各個層面、諸多領域、關鍵環節進行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設計。《決定》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著眼于制度改革，緊緊圍繞經濟、政治、文化等六個大領域的制度，分16個方面列60類需要建設的制度，提出了一攬子改革方案，以期“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顯然，這樣的著眼，決不僅僅是對現有制度的查缺補漏，而是為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改革的決心和遠見。那么，在35年來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在制度變革已經釋放出巨大制度紅利之際，今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全面深化改革，還能釋放這種紅利嗎？

　　不能不看到，35年來的幾次重大制度變革，更多的是破除思想觀念的束縛。當年，有人從鄉下收雞蛋到城里換糧票，有人從沿海論斤稱來電子手表到內地兜售，他們滿足了消費者需求，卻被稱為“倒爺”；捕捉了市場商機，卻被稱為“投機倒把”。而國有企業職工則躺在“大鍋飯”的體制上悠然自得。

　　然而，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被打破，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公有經濟和非公經濟的兩個積極性、兩個創造性，都被釋放出來。由此給中國帶來了罕見的發展速度，可以說這樣的制度紅利，是在思想觀念被解放出來后的巨大效應。

　　今天的制度變革，雖然也有思想觀念的障礙，但更多的則是利益固化的藩籬當道。“帕累托改進”已經不多，改革要回答的問題是深刻的利益調整。啃掉硬骨頭、涉過險灘，這樣的闖關奪隘，本身就有難度。同時，我國發展還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這也會影響紅利的釋放。因而人們擔心，巨大的制度紅利還有沒有？

　　事實上，哪里有對活力的束縛，哪里就有改革的訴求；哪里有不合理的制度桎梏，哪里就能釋放改革的制度紅利。在相當意義上說，這個訴求越強烈，這個桎梏越嚴重，所釋放的制度紅利也會越大。

　　不妨看看微觀經濟。致力于發展實體經濟，卻求貸無門；辦個項目，要奔波數年，蓋上百個公章；與政府部門接觸，不是遇到“玻璃門”“彈簧門”，就是碰到“旋轉門”。有的民營企業家感慨，自己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來“跟政府打交道”。

　　從更大層面看，盡管各種所有制經濟都獲得了法律地位，但使用生產要素不平等、參與市場競爭不公平、受到法律保護不同等的現象并不鮮見。盡管國家兩推“36條”促進“非公經濟”發展，但那些有形無形的壁壘，“看得見的手”的過多干預、胡亂干預，仍大量存在。

　　這次改革，把經濟體制作為重點，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的作用從“基礎性”變為“決定性”，這樣的改變本身就具有決定性的效用。而管住政府那只“閑不住的手”，帶來的經濟與社會的活力只會越大。

　　8月1日起，“營改增”稅制變革走向全國。據測算，今年企業減負將達1200億元，其中中小微企業平均減稅幅度將達到40%。而“營改增”更與經濟結構轉型密切相關，使第三產業稅負降低，使產業結構合理布局，使發展方式加快轉變。這正是制度變革的力量，也正是制度紅利之所在。

　　事實上，新一屆政府成立后部署的7個方面22項重點改革任務，從取消和下放334項行政審批事項，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再到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全覆蓋，伴隨改革的推進，都是新氣象的出現。今年第三季度，全國新設市場主體同比增長18%，其中民營企業數量增長31%，社會投資和創業熱情迸發。這些表明，制度改革只要有決心，有力度，有韌勁，它所釋放的制度紅利將是巨大的，定會把當代中國送達一個全新的高度。

　　消除體制機制障礙，為經濟發展增添新動力，三中全會這一改革價值的正確選擇，必將續寫中國改革的新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