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電影很久沒有像《英雄》和《無極》那樣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了，但張藝謀超生事件似乎彌補了這一缺憾，這部“生活大片”故事更離奇，關注度更高，娛樂性更強，至今未殺青，并不斷有新料爆出，比如最近就冒出個“丑角”，自稱是張藝謀的小舅子來解讀張藝謀的超生問題；還有人在報刊上登了尋找張藝謀啟示，把個超生事件攪得愈發一塌糊涂，像個鬧劇。

　　大片是越來越熱鬧了，但大片的主角——張藝謀卻遲遲不登場；他既不露面，也不回應，他“缺席地在場”。

　　張藝謀不可能不知道圍繞著他和他的“葫蘆娃”們，社會輿論幾乎要炸了鍋，但他依然選擇了沉默，這首先源于他的淡定。

　　張藝謀從來就是個淡定的人。早年拍《紅高粱》獲柏林金熊獎時，國內就曾罵聲一片，直呼其崇洋媚外，用國人之丑來博取洋人眼球和認可，但張藝謀我行我素，不爭辯不論辯，繼續創作，最終樹立起了“新民俗電影”的藝術豐碑。后來，和鞏俐的婚外情也鬧得沸沸揚揚，他同樣不做過多解釋，任憑輿論自生自滅。再到近來，張藝謀和張偉平分道揚鑣，我們只看到張偉平站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要張藝謀給個交代和說法，而那廂里張藝謀則將沉默進行到底——這就是張藝謀，淡定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為人處世之道。

　　但有人會說，“超生”這事兒可不同于以往，涉及國策和社會公平了，你張藝謀怎能如此淡定？你張藝謀這不是淡定，是無視民意和國策！——這話是對的，理兒也很嚴肅。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同樣的事兒得分是什么人去干的，有些事兒結果相同，產生的效果卻大相徑庭。張藝謀超生這事兒，說白了，把它當社會不公、有特權階層，甚至要挖出其背后“保護傘”來的人，有；但大多數老百姓還是把它當作娛樂，也就茶余飯后聊一聊，笑罵兩句，權當工作學習之余放松了，然后洗洗睡了——無非是看個熱鬧、湊個熱鬧而已。

　　當然，對張藝謀而言，盡管他拍電影是要娛樂大眾的，但超生這事兒被曝光，肯定還是不情愿的，何況不僅僅是超生，還有“張藝謀有四個女人”之說，任誰都不愿意被抖摟出這種事兒。但話又說回來了，既然抖摟出來了，而且輿論來勢洶洶，躲是躲不過去了，只有想辦法解決。

　　其實，這事兒解決起來也簡單——孩子都那么大了，還能怎么辦啊，難道還能把孩子給變回去？所以無非就是出面道個歉和罰罰款，沒別的選擇，張藝謀也不差錢，不是問題——這是明擺著的，咱們看得到，張藝謀也不會看不到。

　　但這事兒什么時候解決，張藝謀這個主角什么時候出場，情形是不一樣的。

　　我們先來看看張藝謀現在在做什么——據報道，張藝謀在拍新片。大家都知道，一個視電影為生命或靈魂的人，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作品；何況這是張藝謀跟張偉平分道揚鑣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外界和業界也都在看張藝謀單飛的結果如何。所以，張藝謀對這部作品應該是傾其心血的——所以他現在很忙，忙著新片的創作。

　　但張藝謀絕不是一個只知道閉門創作的人，不會真的置大眾輿情不顧，否則他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就；那么，他的沉默和回避，就只能有一種解釋——在等一個時機，一個最恰當的時間去面對公眾、去解決超生問題。這個時機肯定不是現在，不是現在灰頭土臉地出來接受輿論“審判”。

　　那么，是什么時候呢？恐怕還得取決于他新作的時間。

　　我們知道，一部新電影要有廣泛的社會影響，不僅僅取決于藝術上的成就，社會的關注度甚至更重要，但社會關注度并不與藝術成正比，所以只有藝術水準，大眾不關注，照樣不成。張藝謀的超生事件，盡管給他帶來了一場聲譽危機，但客觀上也給他帶來了極大的社會關注，將他的人氣推向極致。所以，利用這次超生事件做鋪墊，推出新作，簡直就是一次完美的、天然的炒作——張藝謀及其團隊是何許樣人，不會不知道這一點。當然，前提是有關職能部門得配合他，給他時間——而前段時間，相關職能部門“找不到”張藝謀的說法，也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張藝謀會等到新作殺青的那一天，再來面對公眾、再來解決超生問題。

　　那時，因為有了“超生大片”的鋪墊，他的新作會更火；那時，人們對他電影的關注，會讓他從超生的泥淖中徹底解脫出來；那時，這場歷時數月的超生鬧劇，也將成為泛娛樂背景下大眾狂歡的一個注腳，落下帷幕。

　　文/史興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