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三公經費”公開近來有新的進展，據媒體報道，全國30所高校已陸續公布去年“三公經費”，總額達6884.73萬元，其中浙江大學最高，達1107.8萬元，廣州體育學院則為零。如此大的落差使得高校“三公”話題成為輿論焦點，公開反映的是真實情況還是徹頭徹尾的敷衍，值得細究。

　　相對而言，高校“三公”經費過去受到的關注較少，今年各大高校之所以公開這方面的信息，主要源自公益人士雷闖的努力，今年1月，公益人士雷闖向全國113所高校提交信息公開申請。各高校此后的回應差異較大，雷闖共收到40所高校的回復，浙江大學等28所高校表示2012年度決算待主管部門批復之后，將主動公開，但最終公開的為11所，有四所高校在回復中明確拒絕公開“三公”經費。公開狀況大相徑庭，可見即使是注重聲望的高校，也可能排斥社會監督。這一狀況與高校的特殊性有關，不同于黨政機關，高校被劃入事業單位系列，而在當前的有關規定中，對事業單位三公經費的限制并無明確規定，這意味著，高校公開經費數據主要取決于自身的意愿。

　　意愿尚難保障，和意愿同樣重要的是標準問題。黨政機關“三公”經費公開各地盡管進度不同，但大體形成了統一規范。而事業單位“三公”經費公開則缺乏參照，這意味著，高校在公開“三公”經費過程中將遇到缺乏統一標準的問題：主要根據經費用途，即計算所有“三公”經費數額，還是從經費來源考究，計算財政撥款中的“三公”經費數額，若不統一標準，數據必然不具可比性。此次在公布的數據中，出現高校“三公”經費為零的狀況，即是缺乏統一標準所致。

　　到底該采取何種標準，與其通過協商，不如參照以往的經驗。公眾對“三公”經費的印象，顯然主要根據經費用途，若只是公開財政撥款中的“三公”經費數額，公開的意義難免要大打折扣，更優的選擇應是，凡是涉及“三公”領域的經費，都應公開。目前，在缺乏統一標準的情況下，高校“三公”經費公開亂象不可避免，像高校零“三公”經費這樣的現象，更不可能收獲公眾認同。

　　當然，無論如何，高校公開“三公”經費是一個好的開始，尤其是在各高校腐敗現象陸續出現并成為公共話題的情況下。考慮到腐敗現象所涉及的無非都是權力和利益，從功利的角度看，公開“三公”經費或許是治理高校腐敗的有益探索。對于高校而言，公開“三公”經費無異于愿意接受監督的表態，高校非凈土，在腐敗問題凸顯的當下，高校理應正視并積極做出表率。

　　當初雷闖推動高校公開“三公”經費，高校腐敗現象并沒有受到今天這樣的重視，如今藉由高校反腐議題，公開行為更被寄予厚望。回頭看雷闖的這番作為，其價值顯而易見。過去社會監督主要集中在黨政機關“三公”消費，事業單位不可相提并論，但其行政色彩依舊濃厚，監督不該出現空白，高校此次公開“三公”經費，可謂破冰之舉，普通公民憑借一己之力實現了此突破，且已達到一定的目的。接下來，雷闖可能還有后續行動，但若要實現更大的社會效應，則需要制度的跟進，現有的規定對高校財務信息公開只作原則要求，雷闖的行動若能促成統一的制度規范，于社會監督而言，無異于一種鼓舞。

　　從個體行動到制度革新，過去的諸多制度變革都是因循這一路徑，在這期間，個體可能孤獨、無力，但從后續影響看，其作用不容忽視。雷闖的所作所為讓高校再次成為公共議題，“去行政化”呼聲已持續多年，如今借助高校“三公”數據，對比高校花多少錢致力于教學與科研，或許更能讀懂行政化的危害，讀懂當下中國大學的平庸與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