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龍離世，標志著巴以與阿以從戰爭走向和解、達致中東和平愿景的一個時代宣告結束。它不僅指的是20世紀后半期掌控巴以、阿以之間戰爭與和平進程的軍事與外交“強人”先后消逝于政治歷史舞臺，如納賽爾、薩達特、拉賓、阿薩德、阿拉法特，沙龍則是最后落幕的一位；還意味著由這些強人曾經勾畫出的“阿拉伯民族復興”、“以土地換和平”、“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等，以期實現巴以、阿以和解與中東和平的構想計劃，在新世紀將面臨新環境、新難題的挑戰。

　　在沙龍去世后，歐美多國政要以及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紛紛發出唁電和發表談話，有的還出席了沙龍的葬禮，表明歐美與國際社會十分關注中東局勢以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未來關系。對沙龍的評價，以色列民眾稱贊他為“英雄”和“戰鷹”，而巴勒斯坦及一些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民眾則指責他是“屠夫”和“罪犯”。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反映出兩方民眾心中的歷史積怨非常之深、非常之久，以致雙方要在短期內達成相互和解與實現中東和平十分艱難。

　　眾所周知，進入新世紀以來，巴以、阿以歷史上形成的尖銳民族宗教矛盾、領土問題以及實現巴以、阿以和解與中東和平的愿望和目標，被推入了一個不斷變化的新環境之中。

　　在阿拉伯世界，經歷了穆巴拉克、穆爾西倒臺之后的埃及，正處在走向世俗化還是伊斯蘭化的兩股力量激烈較量之中；敘利亞內戰雙方在戰場上陷于拉鋸膠著狀態，各自都得到了其他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的聲援和支持。巴勒斯坦政壇兩大主要派別“法塔赫”與“哈馬斯”雖已達成政治和解，但在約旦河西岸與加沙地區，事實上還處在兩派分治狀態。曾經大力支持過巴勒斯坦反以斗爭的伊拉克和利比亞兩國，前者在2003年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后仍未走出亂局，后者在卡扎菲政權垮臺后尚未實現全國政令軍令的統一。

　　整個阿拉伯世界，各國社會和政局都在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經過“阿拉伯之春”沖擊且新秩序尚未確立的內亂國家，呈現出“政治碎片化”的局面，同時伊斯蘭復興思潮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大。尤其是以極端主義“圣戰”理念武裝的“基地”組織在“911事件”后，利用伊斯蘭復興思潮的興起和阿拉伯國家內部的教派矛盾以及伊戰后出現的亂局，趁機擴張其勢力。而美歐等西方國家在竭力推進“中東民主化”計劃并鼓動“阿拉伯之春”運動后，對經歷“阿拉伯之春”沖擊后那些國家出現了其未曾預料到的形勢變化，顯得束手無策，迷失了政策方向。目前中東的局勢已明顯不同于冷戰或后冷戰時期，已沒有一個大國再像過去那樣有能力掌控或支配中東局勢。

　　對其四周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與伊斯蘭國家發生的變化，以色列則一直保持著靜觀與警覺的態度。在這樣一種新的變化環境下，巴以、阿以矛盾會如何演變，怎樣打破僵局，那些先人提出的實現和解、達致和平的理念、計劃和方案能否繼續行得通，會有什么新的因素、新的力量、新的挑戰添加進來，迄今仍是未知數。要真正實現巴以、阿以和解與中東和平，未來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

　　(俞曉秋，國際關系學者，海外網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