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遷市一位82歲的老人范明月騎自行車回家途中，被兩少年騎電瓶車從后面撞倒在地，胸椎骨折。讓兩個少年家人意外的是，老人沒有讓他們拿一分錢治療，就連少年母親去看望都被拒絕了。不僅不需要他們付醫藥費，以后出院回家，也不會要他們付醫藥費的。（1月15日《現代快報》）

同樣是街頭撞人，同樣是受傷住院，但是這里卻沒有訛詐，沒有推諉，沒有扯皮，也沒有官司，有的只是互相的寬容與理解，彼此的體諒與尊重。我們可以想見，在兩個少年騎電動車把老人撞倒在地的那一瞬間，他們的心里一定充滿了恐懼，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將要承擔怎樣的責任，會給父母和家庭帶來怎樣的麻煩，所以他們當時就嚇得哭了起來；我們也可以想見，當少年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外撞了人，而且還是一位80多歲的老人時，心里也一定忐忑不安，因為他們一定聽說過近年來頻繁發生的街頭訛人事件。

但是在老人和老人子女們的大度、寬容與理解之下，孩子的恐懼，大人的擔憂，都很快變得輕松而踏實起來。老人和子女不但沒有索取一分錢的醫療費，幾次拒絕了少年家人送來的錢，而且還主動承諾，以后出院回家，也不會要他們付任何醫療費。事后，不管是被撞老人的親朋好友，還是一些網友，都覺得老人一家應該接受這筆賠償款，因為這不管是從法理上還是情理上，都是說得過去的。

但是在筆者看來，盡管老人接受醫療費或者說賠償款合情合理，但是這種你要賠償，我卻謝絕的背后所體現出來的“社會自治”力量，才更加值得我們關注。從某種角度來說，正是“社會自治”力量的存在，才讓撞人少年的父母在事發之后沒有推卸自身的責任，而是積極賠償；同樣是“社會自治”所帶來的“自制”，才讓老人和其子女不但沒有趁機獅子大張口，反而主動放棄了索賠的要求，寧愿自己承擔因為被撞所帶來的損失和后果。

所謂的“社會自治”，是和法律法規，制度規定等硬性約束與規范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換言之，如果說國家的法律法規，制度規定是一種“他治”的話，那么撞人少年家屬和老人做出的這種選擇，就屬于一種“自治”，其主要依靠道德自覺，良知自律的力量來影響和左右社會成員的選擇與行為。

這種“自治”一方面不需要國家法律法規，制度規定的強制性要求和約束，更多的是屬于一種自覺自愿的行為，正如撞人少年的父母，并不是基于法律的判決才要賠償被撞老人一樣；另一方面，“社會自治”是以社會成員之間的互相理解和寬容為基礎，最終達成和諧共處的目的。所以說，和法律法規，制度規定相比，它是規范和調劑社會成員之間關系，維持社會正常健康運轉的一種成本很低，但效率卻很高的手段與途徑，值得充分的肯定，當然更值得大力的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