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公安局局長李銘接任南科大黨委書記。有教育專家認為，原政府公職人員任黨委書記，可能標志著南科大去行政化的失敗。22日，記者聯系上朱清時，他堅信南科大這樣的教育改革一定會成功，但不一定是在南科大(1月23日《北京青年報》)。

　　一輪人事更迭，改變了公眾對南科大的預期。從一開始，南科大的教改試驗，就深深烙刻上了操盤者的個人印記。人們習慣于透過朱清時的瑣碎意象，來窺測并想象南科大的未來。很長時間內，大家竟對這所新大學信心滿滿，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對朱清時的信賴：他既是改革先鋒，又是魅力偶像；他既有正確的理想，又有足夠的手段，簡直是掌舵南科大的最佳人選……只是事后回望，早前這種種念想，又何嘗不是一廂情愿？

　　朱清時與南科大捆綁過深，乃至在不少人看來，兩者幾乎是重疊的影像。此一現實，或多或少干擾了公眾的判斷。當我們興奮于朱清時將“大干一番”的時候，卻忽略了對“巨人”身后那些更本源問題的關注；我們醉心于那些宏大美好的口號“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大學自治”，卻不曾嚴肅思考過該以怎樣的方式落實愿景。自始至終，南科大的嘗試，籠罩在朱清時的光環下，卻沒有看到實在的成果。

　　當然，朱清時不意味著教改成功，李銘也不等于教改倒退。教改的成敗，與主導者的身份背景，未必有著確定無疑的因果關系。也許，公眾應學會以一套更成熟的標準，來預測南科大的明日光景。事實已證明，“借個體之力，推動大學改革”的模式，終歸缺乏必要的穩定與可持續性。整個社會需要思考的是，到底怎樣才能將廣泛的求變共識，變現成具體而微的政策影響力，并以此來應對頑固的改革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