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北京90名10到13歲的孩子發現，他們在春節一共收到43.8萬元壓歲錢，人均收到約4867元。其中，一半以上孩子收到的壓歲錢總數在1000元到5000元之間，8名孩子今年的壓歲錢收入在1萬元以上；壓歲錢收得最多的孩子有2萬元，共有3人，1人來自商人家庭，兩人來自公務員家庭。在參與調查的90名孩子中，父母職業為公務員的壓歲錢平均水平最高，共有18個孩子，一共收到了10.41萬元，平均約為5783元，高于壓歲錢平均水平。與去年相比，公務員家庭的人均壓歲錢上漲了4%。(《新京報》2月10日)

　　“公務員子女壓歲錢水平最高”這一結論，其核心意思似在于“揭露”公務員子女壓歲錢收入高的事實，借此讓公眾“推論”出可能涉及的公權腐敗、不正當人情風在官場盛行等。但在筆者看來，這一調查并不具有上述價值。一方面，以區區90人的調查且只有“幾名公務人員子女”，何以“窺一斑而知全豹”？二來，即使“水平最高”也多是一個“有來有往”的關系。孩子的姑姑舅舅等親屬給了孩子壓歲錢，公務員父母就不給侄子外甥們壓歲錢？這恐怕不可能。如此這般，“高一些”有什么格外的意義？

　　壓歲錢有民族傳統色彩，也蘊含著國人祈福的因素，普通人家子女有收到壓歲錢的權利，公務人員子女也有收到壓歲錢的權利，公務員子女不能禁絕也不應該禁絕壓歲錢。至于多與少、數量高與低，會因家庭情況、人際交往不同而不同，一些富裕家庭里，壓歲錢收入水平會相對高些，一些來自爺爺奶奶等“隔輩”親人的壓歲錢，如果因為對方比較疼愛孫子孫女，也可能會比較高些。報道中提及的個別家庭的奶奶一下子給孩子一萬元，就足以說明。

　　當然，不排除有些“壓歲錢”的收取是不當的，如個別官員子女的壓歲錢，是“單方面”收而不會“吐出來”的。報道中提及的個別公務員家庭，一到過年“爸爸單位的叔叔阿姨們”都會給他壓歲錢，這就值得質疑。據筆者了解，公務員之間過年相互串門的并不多，真正可能“串”的多是領導的門，是單方面給官員子女“送錢”，卻鮮聞單位領導和官員主動上門到下屬家里拜年的。問題正在于此，專門給領導子女送“壓歲錢”已經超過了正常“壓歲錢”的范疇，已是變味變質的壓歲錢，這樣的壓歲錢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壓歲錢”，應該堅決抵制和摒棄。

　　媒體曾報道，中央反四風要求之下，近段時間，北京市中小學心理咨詢中心處理了不少“紅包糾紛”：一些官員的孩子因為壓歲錢銳減，要求家長給予補償。這些官員子女的“壓歲錢”就一定是不正常的，也是不能真正稱之為“壓歲錢”的一種“偽壓歲錢”。公眾應該真正關心、擔憂的，正是這類官場中和個別官員子女的“變了味”的壓歲錢，至于其他公務人員子女的壓歲錢，屬于國人傳統和社會風氣的范圍，不宜上綱上線，更不應以一個“小范圍”的調查“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