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進步的時代，必定是一個權利高揚的時代。縱觀當下的中國，在社會變革的猛烈沖擊下，公民的維權意識正在快速地覺醒，茁壯地生長，這是社會進步的彰顯，更是社會繁榮的奧秘之所在。但是，在這一進程中，一部分訴求維權正在走向理性的反面：合理訴求與“無理取鬧”疊加，非理性維權與過度維權交織。爬吊塔、跳樓、醫鬧、房鬧……各種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一些訴求遠遠超過政府的可承受、可考慮的范圍，而且越演越烈。

　　透過一樁樁非理性的維權案例，解析其生長的內在社會根源，往往都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但無一不是帶有悲劇色彩，并付出高昂代價。與其哀嘆、焦慮，不如尋求化解它們的現實路徑。

　　諸多事實表明，非理性維權是因為權益不可訴求或者表達機制缺失。諸多沖突和群體事件都揭示出，正是因為失去理性的維權渠道才激化為非理性行為，從而以情緒表達來宣泄郁積。沒有相應的利益表達機制，表面上看是高壓“維穩”，但其結果是使利益格局進一步失衡，并為更嚴重的社會沖突留下隱患。因此，化解非理性維權在于建構弱勢群體維權的“綠色通道”。

　　當面對個體合理維權時，政府必須以善治的胸懷和自信姿態出現。政府部門必須首先為個體維權提供公開、透明的信息，解決維權上的信息不對稱；其次，確保理順公共維權渠道和機制，加大監督問責力度，防止推三阻四、冷漠無情；第三，解決體制障礙。由非法、暴力拆遷所引發的“釘子戶”暴力維權事件接二連三。暴力抗拆固然不理智，但暴力拆遷就一定合理嗎？因此，從根本上修改或廢除一些不合時宜的法律制度，對化解非理性維權現象將起到重要功效。第四，理順社會救濟渠道，通過借助社會力量來開辟更多合法處理維權的救濟機制。

　　公民理性維權的成本必須降低。毋庸諱言，當合法的維權成本太大，就會讓更多維權者在依法維權的道路上望而卻步。“醫鬧”現象其實就是“高昂的訴訟成本下的無奈選擇”。患者在通過合法的途徑維護自己利益而得不到公力救濟時，只有依據維權的成本次優原則，走非理性的、不合法的路徑進行維權。當維權的成本超過維權者可承受的能力時，一些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自我救濟的表達就在所難免。因此如何簡化程序，降低維權門檻，降低維權成本，是政府部門當下必須要做的事情。

　　身處變革的時代，新事物、新問題層出不窮，錯綜復雜，凡事都需要探索，沒有絕對現成的滿意答案。多一點包容，多一點理性，多一點溝通，才能化解社會的“栓塞”，一個官民有機互動、政府良性運轉、民間健康有序的現代化社會并不是遙遠的傳說。▲(作者是云南財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