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上午，全國人大北京代表團分組審議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大外科主任劉忠軍表示，醫療糾紛不應該成為傷醫害醫借口，他呼吁將醫院納入公共場所治安管理范圍。（3月11日《京華時報》）
　　
　　劉忠軍代表的“將醫院納入公共場所治安管理范圍”，實際上是對醫院保安措施的升級，這對解決醫療糾紛引發的“醫鬧”，當然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但是，就如醫院治病救人的醫療方案一樣，除了外科的手術刀，更多的是對癥下藥的內科治療。因此，治理“醫鬧”不僅是“外科手術”。
　　
　　劉忠軍代表的這段話很值得推敲：“一提到傷醫、害醫，首先談的不是犯罪，而是醫療糾紛。實際上傷醫、害醫，首先是犯罪。”假如把“醫鬧”和“罪犯”劃上等號，面對如此頻發的“醫鬧”，一下子很難找到犯罪動機——因為，病人家屬把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當做傷害的對象，至少不合情理；再則，就算把醫院納入公共場所，為何在眾多的公共場所中，醫院成了“罪犯”集中作案的地方？更何況，醫院還存在“送紅包”現象，說明病家是很討好感激醫生的，那么，這種恩仇之間的轉換，又是如何實現的？
　　
　　個人以為，“醫鬧”是“維權者”最有“本錢”的“維權”機會。客觀地說，醫院并不是所有公共服務中質量最差的單位，但一旦出現“質量問題”，造成的后果是最具體、最傷筋動骨的。這不像在其他公共服務窗口，人們看到一張冷臉，遭到不屑和厭煩的眼光，雖然心存不滿，但又拿不出什么具體被傷害的事實，大多只能忍氣吞聲，最多是隔著窗口做一番口舌之爭。還有一些需要得到公共服務的人，在遭遇推諉、甚至拒絕時，一般也不會細究其中的隱形后果，只能自認倒霉。這或許就給相關的社會階層，埋下了不滿和對抗的情緒。
　　
　　而醫療糾紛就不一樣了，涉及到的后果往往人命關天。這種引起傷殘或死亡的后果，不但在倫理上，而且在法律上都必須是討一個公道的。按理來說，“醫鬧”不是“討一個公道”的正常方式，但基于人們在要求公共服務時往往處于弱勢地位的習慣認知，或者是在接受其他公共服務時的不堪遭遇，難免會產生一種“機會”來了的想法。而所謂“鬧得越兇，獲得的賠償越多”，也是在相關的公私糾紛中，彼此不講理，最終息事寧人得出的“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說，要從根本上解決“醫鬧”，關鍵不完全在醫院。在“扶不起”的社會背景下，掌握著病人“命脈”的醫生，風險是可想而知的。
　　
　　本人前年就關于“醫鬧”寫過一篇評論，“不講理的社會沒有絕對的強者”，事涉陜西榆林百信醫院醫護人員集體下跪“懺悔、檢討”事件。其實，醫護人員集體下跪，與對醫院保安措施進行升級，大致出于同一種思維方式，都只是從表面上暫時扭轉對勢的強弱，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醫鬧”的深層次問題。
　　
　　因此，“將醫院納入公共場所治安管理范圍”，對醫院保安措施進行升級，只是解決“醫鬧”的“外科手術”，可能對“醫鬧”現場有所控制，但不解決“醫鬧”在社會大環境上的關聯問題，這樣的“鬧劇”，可能還是防不勝防的。
　　
　　文/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