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小寧正在虎溪大學城享受春日陽光，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有人在電話里罵她。后來，小寧才搞清楚，這個陌生的電話是出租車司機徐某打來的。之前，她曾用“嘀嘀打車”預約過徐某的車。正是因為自己的爽約悔單，遭到了的哥的電話騷擾。（3月18日《重慶晨報》）
　　
　　打車者一旦通過打車軟件與司機達成協議，就與司機形成了事實上的契約關系，這與信息不對稱的網絡買賣本質不同，不能有“反悔權”。乘客放鴿子毀約，對司機必然造成空載損失，這個損失，不該僅由司機全盤買單，乘客也該分擔。
　　
　　但問題是，打車者往往會“隨行就市”，誰先到就跳上誰的車，自己方便了，對于一路狂奔而來的司機，卻是戲弄，極不道德也不公平。隨意“約而不乘”，是因為沒把柄可抓，騷擾也是一時興起的情緒發泄。雖涉嫌違法，但卻是乘客違約在先。兩者都有讓人同情的成分，但都違背了基本社會道德。
　　
　　避免之，當然要靠道德自覺。一方面，行業主管部門要加強規范管理，多對司機進行職業道德教育；另一方面，乘客也應該多些公德心，少一些自我為中心。但矛盾雙方的感性現實，很難保證市場行為的理性結果、雖然道德無時不在，但道德卻可能隨時退隱。尤其在供需雙方中，司機卻還往往處于弱勢一方的時候，道德依賴遠遠不夠。
　　
　　司機騷擾他人自然違法，情節嚴重，更要受到法律制裁。但乘客隨意爽約呢？對于用軟件打車這一新生事物，目前并沒有專門的法律來進行規避。法律盲區既在，可以想見，類似爽約、騷擾，拒載、甩客、拼客、亂收費以及黑車肆虐等違規行為，就很難避免。
　　
　　所以，要規避這類風險，亟須行業主管部門出臺相應措施，既要追求出行效率，兼顧公平底線，更要對雙方行為進行規范約束。在利益面前，失德風險越大，規則意識就會越強，道德成色也會越厚。司機不敢越雷池拒載，乘客也不能隨意爽約讓自己“吃啞巴虧，上冤枉當”。
　　
　　不得不說的一個問題是，打車軟件在本質上與搶票軟件一樣，即便如青島通過政府對打車軟件“收編”或“招安”來規范市場，但這種“誰搶先誰為王”的思維，并沒有觸及打車難在于“供需失衡”這個實質，因而，“難出行”不僅難有根本好轉，某種程度上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會不公。所以，解決出行難，不能再技術上兜圈，必須增加交通資源總量，加大基礎設施投入。
　　
　　文/晴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