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廣州宣布試點“嬰兒安全島”暫停，原因是短時間內棄嬰數量已超出福利院承受的極限。這是全國第一個被迫關閉的棄嬰島，試點僅運行了50天，接收棄嬰262名，且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關閉了棄嬰島，卻關不住棄嬰島背后的缺憾與隱憂。對此，有民政部門官員表示，待條件成熟，會適時重開。（3月22日《北京青年報》）
　　
　　一定意義上看，各地試點“嬰兒安全島”，是人道主義旗幟下社會慈善救助的重要表現。“嬰兒安全島”運轉正常與否，長久與否，都是檢驗社會慈善救助程度或水平的一張試紙。這也等于說，當整個社會慈善救助能力不足，那么“棄嬰安全島”也決難孤軍深入或單兵突圍。
　　
　　如此，“嬰兒安全島”僅停留于個別省份的試點階段，而不能及早完善機制體制，跟進資金支撐，加大設施建設和增錄救護管理人員，以及早實現全面開花、全面鋪開，全國“一盤棋”的局面，那么，因為嬰兒數量及福利院救助能力的限制而不得不“閉島”的尷尬處境，就決難規避，并且是預料之中的事情。
　　
　　從“嬰兒安全島”接收的多是患病嬰兒現象揆度，首先緣于社會對患病嬰兒的救治力度不夠。而這個“不夠”，又是歸屬于社會對患有重大疾病人群救治救助的整體框架之內的。社會人群誰都沒有特殊的救治救助“綠色通道”，患病嬰兒自然概莫能外。這只會讓“嬰兒安全島”帶來的亮光剎那一閃，隨即黯淡，湮滅于無。
　　
　　其次，認為“嬰兒安全島”是社會慈善的試紙，還在于目前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未盡人意。不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不論是政府慈善組織還是民間慈善機構，如某某組織、某某基金會，無不面臨著信任危機。這樣背景下吁請全社會力量參與“嬰兒安全島”建設及管理，恐怕應者寥寥。
　　
　　第三，是“嬰兒安全島”注定繞不開法律拷問、道德拷問。包括“安全島”建立是否于法有據，包括對被接收棄嬰生命權益的尊重，在他們的疾病救治、生命安全、監護服務諸方面是否有切實的保障。無數病嬰聚集“安全島”，誰都需要特別救治，誰都需要特別監護，而傳統意義上的監護人喪失，有關部門怎么對待他們的生命，甚至軀體、器官、病逝后的遺體，是亟須回答、亟須破解的問題。
　　
　　第四，針對廣州“嬰兒安全島”關停緣于財政資金支撐及收養能力有限問題，有專家提出在加強監管和引導的前提下，放寬“慈善限制”，吸納民間力量參與其中，甚至令其發揮“主力軍”作用，筆者不敢看好。目前，有監護人的幼兒進民辦幼兒園尚問題重重，無監護人的嬰兒進民辦性質的“安全島”，實在難保安全。筆者以為，“嬰兒安全島”即便有社會力量參與的必要，也應該僅限于資金方面，而不能放權令其建立救助機構。因為“嬰兒安全島”的職能，不像幼兒園僅搞好看護、教育那么簡單，起碼有棘手的疾病救治任務。
　　
　　總之，“嬰兒安全島”是社會慈善的一張重要試紙，無論試點與否、推廣與否、關停與否、重開與否，都要審慎對待并解決上述問題。棄嬰一旦進了“安全島”，就該確保其安全和尊嚴。這一點，除了資金保障、場地保障、人員保障以外，必須跟進法律保障，跟進有效監督。這張試紙，除了檢驗了“嬰兒安全島”，更檢驗了我們有關部門乃至全社會。同時，我們不該將“嬰兒安全島”當作燙手山芋，有后悔思想、畏難情緒，而應該下大力破解。誠如是，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慈善幸甚，家庭幸甚，棄嬰幸甚！
　　
　　文/賈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