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穩增長自信來自哪:改革紅利等五大潛能被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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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穩增長的自信來自哪兒？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楊眉 姚冬琴 胡維佳｜北京報道

　　中國GDP為何成全球關注的敏感數字

　　當今世界，能夠引發全球關注的數字中，有一個最為引人注目，那就是中國每年的GDP增長率。

　　在剛剛結束的2014年全國兩會上，這一數字毫無懸念地成為焦點之一。在李克強總理接受中外媒體采訪的記者會上，獲得寶貴提問機會的幾家美國媒體和英國媒體記者，不約而同地向李克強總理表達了他們對同一個話題的關心和擔憂：中國經濟能否以及如何實現7.5%左右的增長目標。

　　伴隨著這些關注的，是近兩年來國際輿論對中國經濟能否保持高速增長和穩增長的質疑以及“崩潰論”和硬著陸的“預言”。

　　GDP增長率，即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它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快慢的全球通用指標。

　　自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全球對中國GDP增長率的關注，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前30年間，面對連續多年超過10%的兩位數的GDP增長率，國際輿論給予驚艷般的關注和喝彩；第二階段是自2012年以來，中國政府主動大幅調低增速，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別實現10.45%、9.3%的高速增長的大好形勢下，出人意料地將GDP增速降至8%以下，即俗稱的“破8”，國際輿論開始轉為懷疑和質疑。

　　引發這一國際輿論轉向的大背景，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當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大衰退，但中國當年卻依然保持了9.63%的高速增長，被一些國際輿論譽為“一枝獨秀”。從此，中國被寄予“引領全球經濟復蘇的火車頭”的厚望；中國的GDP增長率，似乎不再是中國自己的事，而是事關全球經濟未來的大事。

　　中國經濟的主動“破8”，似乎打破了西方輿論的慣性思維，他們悲觀地表示，中國經濟可能連7.5%的增速也無法實現，甚至預言中國經濟增速在2013年只能實現3%~4%，出現可怕的“硬著陸”。

　　事實勝于雄辯。

　　2013年，中國實現GDP 7.7%的高增長，圓滿完成了年初預設的“7.5%左右”的目標。

　　2014年，盡管面臨著“正處于結構調整陣痛期、增長速度換擋期，到了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的困難局面，但中國再次將經濟增速確定為7.5%左右。

　　中國經濟穩增長的信心從何而來？

　　實現“7.5%左右”的動力和保證

　　穩增長的五大潛能

　　在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對2014年GDP增長率，作了全面的闡述說明，甚至答疑。

　　對于為何將2014年經濟增速預期目標定在7.5%左右，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坦言，這是“經過認真比較、反復權衡”，并“兼顧了需要和可能”。

　　從“需要”的角度看，對于中國這樣的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必須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時，報告還明確指出，7.5%左右的增速目標對于全局至關重要，因為“這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相銜接，既有利于增強市場信心，又有利于調整優化經濟結構”。

　　記者招待會上，李克強總理耐心解釋“7.5%左右”： “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現在我們全國每年要新增城鎮勞動力就業1000萬人以上，還要給六七百萬新增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留有一定的空間，所以要有合理的GDP增速。”

　　總理又直言這是一個不簡單的任務：“我們既要穩增長、保就業，又要防通脹、控風險，還要提質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標的實現需要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這可以說是高難度的動作。”

　　同時，李總理堅定地表示：“我們有去年應對經濟下行的經歷，中國經濟又有著巨大的潛能和韌性，我們有能力也有條件使今年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

　　總理的信心從何而來？除了 “需要”，實現7. 5%的“可能”是什么？

　　2013年中國在應對經濟下行中探索和積累了哪些創新實踐和成功經驗？中國經濟蘊含了哪些巨大潛能和韌性？

　　近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就此廣泛采訪了來自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官員、企業家及著名學者等各界人士。各界對2014年7.5%左右的增速目標有著高度共識，并且充滿信心。受訪者普遍認為，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探索和實踐，中國經濟蘊藏了巨大的增長潛能；其中，改革紅利、新一輪對外開放、內需拉動、新型城鎮化、創新驅動等幾個因素被普遍看好，被認為既是2014年實現GDP 7.5%左右目標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內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

　　改革紅利，

　　釋放巨大發展潛力

　　本屆政府上任伊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簡政放權”，自我革命。這場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為核心的經濟體制改革，不僅贏得了國內外的如潮好評，更重要的是極大地激發了市場活力、發展動力和社會創造力，為中國經濟增添了內生動力，成為中國經濟穩增長的根本之策和首要潛力，被譽為新的改革紅利。

　　采訪中，幾乎所有的官員、企業家和學者都將改革紅利評價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潛力、最有力支撐，并列舉了2013年以來已經顯現的一系列改革紅利。

　　如宏觀調控方面，新一屆政府放棄了以前慣用的貨幣財政調控手段，改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2013年，國務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項行政審批事項，通過為市場松綁、為企業添力而激發的市場活力明顯且巨大： 2013年全國新注冊企業增長27.6%，其中私營企業新增30%，達到近十多年來最高，而民間投資比重也上升到63%。

　　令各界更為驚喜的是，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承諾：2014年將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00項以上，并同時作出更多甚至是系列承諾：深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簡化前置性審批，充分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推進投資創業便利化。建立權力清單制度，清單之外的，一律不得實施審批，等等。

　　政府如此大刀闊斧地自我革命，目的很簡單、很明確——“讓市場主體不斷迸發新的活力”。

　　再如被譽為深化改革的重頭戲之一的財稅體制改革。2013年擴大“營改增”試點，取消和免征行政事業性收費348項，減輕企業負擔1500多億元。這意味著企業一年就有1500多億元的額外收益。李克強總理表示，2014年 “營改增”試點再次擴大，如擴大到鐵路運輸、郵政服務、電信等行業。

　　另一項被各界高度評價和看重的改革紅利，則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正式提出的“混合制”。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當前應該把建立混合所有制經濟作為一個重點來推進， “建立混合所有制可以成為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動力，只有把企業搞活，創新才有動力，經濟才有動力，就業才有保證。”

　　記者在查閱各省級政府的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時也發現，各地都明確表示，將以混合制為抓手，“推進國企改革、搞活地方經濟”，并將此作為保質量、穩增長的重要舉措。

　　來自企業界的全國兩會代表、委員更是親身感受到了混合制的優勢和好處。上海國際港務集團董事長陳戌源說，“我們從2006年整體上市到現在，凈資產翻了一番，利潤也基本翻一番，職工收入也翻了一番。”安徽海螺集團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已有10年時間，截至2012年末，集團總資產、凈資產分別比改制前增長了8.14倍和24.4倍。該集團董事長郭文叁說，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國企改革的最大紅利。

　　其實，本屆政府對于改革紅利的派送力度之大，似乎不斷超越市場的期待和預期。例如，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來自金融體制深化改革的一個標志性事件——5家民資銀行獲批、10家民營企業入選，讓多年來困擾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的政策“玻璃門”一夜之間被拆除。

　　新一輪對外開放，

　　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

　　除了改革，中國經濟穩增長的第二大潛力，非“開放”莫屬。也正因如此，李克強總理在布置2014年重點工作時，第二項便是“開創高水平對外開放新局面”。

　　但此開放非彼開放。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新的國際形勢和經濟格局，已經在倒逼中國必須“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新一輪對外開放”。

　　那么，“新一輪對外開放”新在哪兒？各級官員、企業家和學者基本上有以下幾點共識。

　　首先，推動開放向深度拓展。

　　于2013年率先試點的上海自貿區，被認為是新一輪開放的典型標志——擴大全方位主動開放。其開放的效果是令人矚目的： 2013年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出口增長達到101.3%，遠高于全國7.9%的平均增速，自貿區強勁地帶動了出口增長。

　　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認為，自貿區不僅僅是政策“洼地”，還是新一輪對外開放在體制機制上的創新，包括政府職能轉變、放開投資審批、貿易便利化等綜合性措施。

　　上海自貿區的成功試驗已開始發揮示范效應。深圳市市長許勤透露，2月末，證監會主席肖鋼一行調研前海時表示，要將支持上海自貿區的政策全部復制到前海，前海“粵港澳自貿區”有望在今年5月1日前獲批。陜西省發改委主任方瑋峰表示，西安自由貿易園區申報方案已上報商務部。天津、浙江等十多個省份也掀起了申報自貿區的熱潮。

　　對于自貿區熱，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給予了重大政策利好：“建設好、管理好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體制機制，并開展若干新的試點。”

　　除自貿區外，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推進孟中印緬、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以及與瑞士、冰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等，都體現了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正在向深度拓展。

　　“新一輪的深度拓展式的對外開放，其拉動的經濟增長是驚人的。”有市場人士粗算了一筆賬：2013－2020年，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將達5.6萬億美元，新增雙向投資額有望突破1500億美元。

　　其次，推動出口商品升級。

　　目前，中國高鐵、核電、裝備制造業，以及建筑業等高附加值商品，正在逐漸替代紡織等傳統的、低附加值商品，成為中國出口的主力軍，并借此提升中國制造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推介中國的產品，維護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正當權益，這是作為中國總理分內的事。我去年訪問中東歐的時候，曾經跟他們的領導人說，如果你要建高鐵、核電，在同等質量下，用中國的裝備可能是建設最快、成本最低的，我有這個底氣。”在2014年全國兩會的答記者問現場，總理講的這個小故事，讓外界充分感受到了中國推動出口升級的迫切愿望。

　　據了解，機電產品出口在2012年就已占中國外貿出口的57.3%。一些民營企業，近年來出口額增長很快，如三一集團在柬埔寨、緬甸一些基礎設施快速建設的國家，預計銷售收入可達到200%、300%的增長速度。

　　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公開表示，“我們對2014年中國外貿實現7.5%的增長目標是充滿信心的。”

　　內需拉動，

　　將成經濟增長主引擎

　　內需，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被一致認為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最具長效機制的增長潛力和主要動力。

　　2013年，中國實現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3.4萬億元，增長13.1%。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對此解讀說：“這個增速看來并不很高，但實際上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即2013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

　　2014年的7.5%左右的增速中，消費再被加碼——比上一年提高了1.4個百分點。

　　這1.4個百分點將如何實現？

　　顯然，收入增加是擴大消費的首要條件。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年要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有專家說，2014年居民收入預計增長約7.5%，比2013年再提升0.5個百分點。

　　巧合的是，公眾對收入增加也是信心滿滿。由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聯合國家統計局等共同舉辦的《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2013—2014》顯示，60.8%的受訪者預計2014年個人收入將會增加，其中預計個人收入將會增長超過20%的受訪者占到13.3%。

　　但消費會隨收入增加同步增長嗎？

　　很多人認為，單獨二胎、養老產業以及城鎮化等新政策的出臺，都會培育出新的消費熱點。如單獨二胎政策，據預測，全面實施后5年內，會新增新生兒750萬，將拉動上萬億元消費；再如隨著《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實施，至2030年我國養老產業規模將高達20萬億以上。

　　此外，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2014年要促進信息消費發展，實施“寬帶中國”戰略，加快發展第四代移動通信，推進城市百兆光纖工程和寬帶鄉村工程，大幅提高互聯網網速，鼓勵電子商務創新發展。

　　工信部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信息消費整體規模達到2.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28%。工信部部長苗圩表示，未來工信部還將組織實施信息基礎設施的演進升級，使消費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預計2014年電信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收入分別增長8%和20%。有業內專家測算，信息消費增加1塊錢，可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經濟增長338元。

　　城鎮化，

　　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后一個時期，著重解決好現有“三個1億人”問題，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此舉將帶來巨大的新增投資。

　　3月16日，國內外高度關注的中國《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發布。規劃目標指出，2020年要實現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縮小2個百分點左右，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對上述規劃目標，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區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夏鋒表示，初步預測城鎮化所帶來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總量將超過百萬億，“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消費需求可能就達到50萬億元左右。如長春市棚戶區改造惠及居民23萬人，帶動資金投入900億元，意味著每萬人將帶動投資39億元。

　　國務院參事牛文元的計算則更為細化，他說按每年城鎮化率提高0.8個百分點的保守測算，正在進行中的城鎮化可每年多拉動消費約1.2萬億元。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提出以京津冀城市群協同發展推進城鎮化的設想，也被寫入這次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局長王志軍對此表示，從戰略上來說，京津冀具備帶動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條件，是作為未來經濟增長極提出的，是奠定未來經濟新增長的一個重要戰略舉措。

　　創新驅動，

　　實現有質量增長的原動力

　　創新，既是國家經濟結構調整優化、推動我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的原動力，同時也是確保經濟穩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潛力。

　　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將“以創新支撐和引領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列為年度工作重點之一；并對解決產能過剩給出了明確指標：今年要淘汰鋼鐵2700萬噸、水泥4200萬噸、平板玻璃3500萬標準箱等落后產能，確保“十二五”淘汰任務提前一年完成。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不僅中央政府 “把創新放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各省份在謀劃2014年地方GDP增速目標時，也幾乎都提到了創新驅動。

　　河北省省長張慶偉在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4年，要加強關鍵技術研發應用，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共性關鍵技術，實施鋼鐵產業技術升級、制造業信息化、文化科技創新、節能減排、大氣污染防治等重大科技專項，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和產業化水平。

　　吉林省同樣重視科技成果轉化，提出要重點抓好光電子、化工材料、生物化工、精細化工四大領域新興產業創新發展；建設科技集成創新大廈和大型科技成果交易市場。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表示，過去一年，廣東省用于研究與試驗發展的經費支出占生產總值比重達2.25%，帶來的貢獻則是，技術自給率提高到69.8%，有效發明專利量和PCT國際專利申請量保持全國第一。

　　來自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12年，北京實現技術交易增加值1657.3億元，占北京市GDP比重達9.3%。技術交易成為貢獻北京市GDP增長的一大利器。

　　穩增長的三個難點

　　每一次中國經濟重大數據的公布，都會引來國際輿論的熱議。但這些意見之間的分歧較大，甚至是結論截然相反。

　　關于中國GDP 7.5%左右的增速，國際上就有多種不同的觀點和解讀。其實，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國際輿論中的唱衰和質疑無非來自于中國目前面臨的幾個難點及焦點問題。

　　其實，對于這些難點，中國政府從未回避。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就毫不諱言，“今年挑戰依然嚴峻，而且可能會更加復雜。”

　　不過，待政府工作報告等權威資料發布后，外界似乎恍然大悟：中國政府已提前對這些問題做出了研判和應對。

　　難點之一：

　　如何兼顧增長與質量

　　如何在轉方式、調結構的同時，保持一定的增速？這的確是中國政府目前必須面對的現實難題。

　　從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曾經的發展歷程看，能夠同時兼顧增長和質量兩大指標的實不多見。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基本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道路，即高增長伴隨高污染。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發達國家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但其經濟增長也隨之放緩。1970年至今，美國的GDP增速幾乎沒達到過6%，2000年后，更是長期在4%以下徘徊。英德法日等也大都如此。

　　中國既不能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他們“高質量低速度”的發展模式。對于中國來說，環保很重要、增長質量很重要，但增長速度同樣重要。也就是說，中國必須兼顧增長和質量。這一特殊國情所決定的特定發展理念，就是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言：“穩中有為，穩中提質，穩中有進。”

　　“我們不片面追求GDP，但是我們還是需要貼近老百姓的GDP，提高質量效益、節能環保的GDP。”記者招待會上，李克強總理再次對增長與質量、增長與民生之間的關系作精辟闡述。外界也借此更加深刻領悟，中國政府為何面對困難和質疑仍自加壓力，咬定7.5%增速不放松。

　　有應對挑戰的決心，更要有創造奇跡的智慧。過去的2013年，中國經濟運行的“成色”如何？是否體現了兼顧增長與質量的發展目標？

　　2014年1月20日，國家統計局舉行“2013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國民經濟呈現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這是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現場對2013年中國經濟所作的概括總結。

　　“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簡短的8個字，卻有著難以估量的厚重和分量。這意味著在2013年，本屆政府開局之年，中國經濟已經呈現增長與質量兼顧的運行軌跡。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穩”體現在：2013年GDP增長率為7.7%，與上年的7.8%接近，同時2013年四個季度的GDP增速分別為7.7%、7.5%、7.8%、7.7%，全年穩定平衡發展。“進”體現在：與年初預設的7.5%相比，超額完成，同時與其他國家同期相比，明顯更快。“好”體現在：一是產業結構上，第三產業首次超過第二產業成為最大產業，第三產業所占比重達46.1%，超過第二產業約2.2個百分點，這標志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都取得實質性進步；二是2013年全年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7%。

　　“一年來，我們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注重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對2013年的政府工作做了如此回顧。

　　《中國經濟周刊》在采訪中了解到，從去年中國經濟運行的情況看，兼顧增長與質量的理念和目標是科學的，也是現實的。

　　就拿環保產業來說，在治理環境實現質量的同時，還可以像其他投資一樣拉動就業和經濟增長。

　　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分析說，重大節能減排和環境治理工程，從長遠看是環境保護、追求質量的必要和需要，但從短期來看，污染治理過程會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拉動經濟增長。他說，今年中央預算內投資在財政并不寬裕的情況下又增加了200億元，達到4576億元。在投資結構方面，將壓縮小型分散投資，重點支持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的重大項目。資金主要投向是棚戶區改造和保障性住房以及配套基礎設施等。這些投資很好地體現了兼顧增長與質量的發展要求。

　　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吳曉青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介紹說，“十二五”期間，全社會環保投入可能要超過5萬億元，其中，2013—2017年，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估算全社會投入超1.7萬億元。大氣污染治理投資，涉及清潔能源替代、機動車污染防治等7項內容。其中，工業企業污染治理投資最大，約6408億元，所占比重為36.7%。

　　記者在查閱各省級政府的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時也發現，“追求更高質量的GDP”成為今年各地工作的“重頭戲”。如31個省份中，主動調低GDP增速的省份多達22個，保持不變的有7個。但下調增速并不意味著缺少增長信心和不追求增長。吉林省省長巴音朝魯就表示，此目標既立足可能，又積極有為，體現提質增效升級的導向，體現民生優先的理念，體現打基礎、利長遠的要求。

　　從地方政府的投資發展方向也可看出，主要轉向和集中于產業升級及環保產業。如僅大氣污染治理一項，河北省今年需要投入近千億元；北京市未來5年將投入近萬億元；山西省已初步梳理出2089項涉及4307億元投資的大氣質量改善重點工程；山東省到2020年全省大氣污染治理總投資將達到9000億元。

　　環境治理投資對于經濟的拉動到底有多大？有研究機構作了一項經濟效應模擬測算，按照國家5年大氣治理投資1.7萬億計算，將拉動我國GDP增長19422億元，增加非農就業崗位246萬個。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污染反而成了好事，但產業發展總是要經歷從落后到先進的演變過程，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和經濟健康發展都必須尊重客觀經濟規律。

　　難點之二：

　　如何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地方債務可以說是近幾年國內外高度關注的中國經濟難題之一，而關于中國經濟崩潰論和硬著陸說的觀點，也主要源于此。

　　關于地方政府債務總額的無數個版本，讓這一問題顯得越發神秘和敏感。不過，國家審計署《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約20.7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10.88億元。

　　對于這一看似敏感的經濟難題，李克強總理在兩會上面對中外媒體記者公開表態：“去年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我們果斷決定全面審計政府性債務問題，這本身表明要勇于面對。”同時總理也表示，地方債務下一步將逐步納入預算管理，“開正門、堵偏門，規范融資平臺等措施。”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很多地方政府的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開始正視地方債務，提出了“控增量、壓存量”等化解債務風險的措施。湖南、陜西、貴州和西藏等地將建立風險預警機制；吉林還提出要建立債務終身追責制度，建立長效風險控制機制。

　　2014年以來，重慶、上海、北京、浙江、廣東等地紛紛公布了當地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北京市審計局新聞發言人李擁軍表示，北京市將對各級政府性債務采取總量控制，確保全市債務規模穩中有降。逐年消化存量債務，對軌道交通、土地儲備等債務規模較大的領域和單位進行動態監控。明確在債務管理中的主體責任，制定明確的分年度還款計劃。

　　湖北省省長王國生指出，2014年湖北將增強政府融資平臺的資本運營能力、產業培育能力和風險控管能力，進一步加強政府性債務風險防控，規范舉債行為。

　　“審計的結果如實對外公布，表明債務風險是總體可控的，而且政府的債務率還在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以下。”李克強總理的這一公開評價，表明了中國政府對于化解地方債務危機的把握和能力。

　　而近日上海率先設立省級壞賬銀行專職處理地方政府不良債務的重磅消息，表明中國開始利用市場化機制，來規范應對、處理地方債務，這為徹底化解地方債務危機提供了機制性保障。

　　難點之三：

　　如何防范和化解房地產市場泡沫

　　房地產過熱、房價高企及其引發的泡沫論、崩盤論等，也是國際輿論質疑中國經濟穩增長的重要依據。

　　外界一直很期待和關注本屆政府對房地產業會有什么樣的治理措施。

　　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房地產的闡述不多，只是在“統籌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中，從“完善住房保障機制”角度，提出了“以全體人民住有所居為目標，堅持分類指導、分步實施、分級負責”的指導原則，并對保障性安居工程做了較為具體的安排：今年新開工700萬套以上，其中各類棚戶區470萬套以上。要求各級政府要增加財政投入，年內基本建成保障房480萬套。

　　在隨后的記者會上，李克強總理對有關房地產問題的回應簡單明了：“房地產問題是個大問題，它直接關系到居民住房問題。讓人民群眾住有所居，這應該是政府奮斗的目標。我們需要根據不同人群的需求、不同城市的情況，分類施策、分城施策。”隨后，總理又將話題轉向了保障性安居工程，“政府還是要用更多的精力、更大的力度來解決好群眾的基本住房需求問題”，并稱棚戶區的上億人“是政府心頭之痛”，今年至少要再改造470萬套以上。

　　而對房地產市場“要因城因地分類進行調控，抑制投機投資性需求，重在建立長效機制”的方向性表態，則意味著政府將出臺更為有效而務實的調控措施。“分類調控”與“安居保障”的雙管齊下，必將使房地產市場重回健康發展軌道。

　　中國經濟已實現“二次回升”

　　2013年，中國經濟不僅沒有硬著陸，反而實現了7.7%的高增長。更為重要的是，從數據看，中國經濟已經在2013年下半年實現了“二次回升”，這意味著中國又迎來一波較長時期的穩增長。

　　2013年第三季度是一個關鍵時點。從統計數據分析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也隨之進入下降通道——自2010年第二季度開始，直至2013年第二季度，連續下滑了13個季度。

　　但2013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出現企穩回升態勢。國內權威專家鄭新立對此作出明確判斷，中國經濟出現“二次回升”。

　　二次回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經濟重新進入穩增長通道。

　　世人或許要適應中國從高速增長轉入更持久的中速增長。但是，擔心“硬著陸”無疑是杞人憂天。

　　對于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國內外很多知名學者和專家都做出了非常樂觀的判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希勒3月份表示，縱觀過去十幾年，中國經濟的表現是令人震驚的奇跡，在這么高的增速下對抗下行風險是比較容易的。對比中國和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數據，并沒有看到中國經濟出現非常大的下行壓力。

　　國內知名經濟學家厲以寧、鄭新立和林毅夫等，也同樣樂觀認為，中國有能力實現2014年GDP增長率7.5%左右這一目標。而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的判斷更是令人振奮，他認為未來10年，中國經濟都能保持8%左右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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