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角度看，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落實憲法村民民主自治條款的基本精神。而要落實這種基本精神，那就必須在村民民主選舉的基礎上實行分權制衡。

　　首先，只有通過真正的民主選舉才能消除村霸現象。村民自治至少有兩個要義。一是村民自治的主體是村民，自治的實質是村民當家做主。所以，它不能是村干部、少數農村黨員或是縣鄉干部通過村干部當家做主，否則它就不是村民自治了。二是村民自治只有通過民主才能實現，即不被少數人操控的真正的民主選舉。

　　鄧小平早在1978年明確指出：“我們的生產隊為什么不搞民主？隊長不合格就淘汰，社員應該有權利，現在有些干部權力大得很，包辦選舉，幾個人說了算。所以現在農村有霸，出霸王?！边@就是鄧小平主導制定的八二憲法村民自治條款的最重要的憲法精神。只有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才可能消除村霸現象，實現村民當家做主。

　　實行村民民主自治是憲法的明文規定。當前農村出現的一系列嚴重問題，不是貫徹憲法村民自治條款所導致的，反而是它未得到應有的落實以至于出現了嚴重倒退。

　　其次，只有通過分權制衡才能保障和恢復真正的民主選舉。八二憲法頒布后，村民民主自治曾有蓬勃發展，但后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的鄉鎮干部、村霸、宗族勢力等等操縱選舉和賄選的問題，進而又導致了其他如涉及土地征用等一系列的嚴重問題，這又是為什么呢？

　　有人說，這表明中國人不適于搞民主，特別是農民不適于搞民主。但實際上，這是由民主發展不充分、某些環節還缺乏民主所導致的?！懊裰鳌睂嶋H是由一系列制約權力的制度安排所構成的。在這個制度鏈條中，民主的首要環節無疑是民主選舉，第二個環節就是分權制衡。

　　人類政治經驗表明，民主選舉之后還須分權制衡，才能把權力進一步地關進籠子里。否則，當選者的權力就會高度集中，成為任期內的獨裁者，進而導致大量專制、腐敗現象的出現。在最近的烏克蘭事件中，就有這種制度性的導火索。

　　在我國的村民自治中也存在著這種問題。當初設計村民民主自治制度時，對于民主選舉后的分權制衡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比如，按照現行規定，雖有村委會和村民會議兩個機構，但又規定村民會議由村委會召集，不是村民會議可定期自行召集。這就使村委會想召集村民會議就召集，不想召集就不召集。村民會議也就難以履行職能、發揮作用、制約村委會，村委會特別是村主任的權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約。

　　由于缺乏分權制衡，在農村，尤其是在一些經濟利益較多的地方，每隔三年選舉產生的無疑就是“土皇帝”。他們先用賄選等方法獲得權力，再用這種不受制約的權力獲得更大的非法利益……如此循環往復，一方面，少數村干部越來越富裕和專橫，干群關系越來越緊張；另一方面，選舉也越來越劣質化了，以至于成為了徹頭徹尾的假民主。

　　因此，保障農村的民主選舉、民主自治的一項根本之策，就是在農村實行村委會和村民會議“兩權分立”的分權制衡。只有把當選村干部的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使之不能和不敢以權謀私，才能制止賄選、操縱選舉的動機，也才能普遍地構建起清正廉潔的農村政治。這就是我國當前迫切需要的一項重要改革?！?作者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