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家住燕郊北京上班 母親連續4年幫其排隊等車

　　河北小鎮燕郊，被駛向北京的第一班公交車發動機吵醒了。

　　清晨5點半，路燈已熄，天還沒亮透，814路早班車開始發車。張紅英的手機鬧鐘也響了，54歲的她從床上爬起來，將前一晚泡好的黃豆倒進豆漿機，再把面包塞進烤箱，趁著機器工作的工夫，才去廁所洗了把臉，然后趕緊拎著保溫杯，下樓排隊。

　　814路是跨越北京城區和河北燕郊的9條主要公交線路之一，也是離張紅英家最近的公交站點。每天早上，至少4000人擠在混合著肉夾饃和煎餅味道的814路車廂里，去北京上班。

　　這個數字是一位燕郊居民等車時“順便”統計出來的——成功擠上一輛公交車最夸張時需要40分鐘，他有足夠的時間來計算。

　　等車隊伍最長時達到300米，但十幾位老人總能站在隊伍最前端。為了搶占這個有利的上車位置，他們天不亮就出門，可當公交車停在跟前時，這些人卻又側過身子，讓后面的人先上。

　　他們在等自己的兒子、女兒、兒媳婦、女婿。為了讓兒女多睡十幾分鐘，能在上班的路上有個地方坐坐，這些老人提前到公交車站替兒女排隊。

　　張紅英就是其中一位母親，她的女兒在北京國貿附近的一家外企上班。曾有媒體報道，這種每天早上跨省上班的人在燕郊至少有30萬。而燕郊政府網上公布的人口數量是50萬，這意味著每天早上這座小鎮一下子空了一多半，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許多父母像張紅英一樣，舉家遷徙到這個陌生的河北小鎮，照顧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

　　“其實是一個人在北京上班，全家在為他服務。”一位替女兒排隊的父親說。

　　上班給北京納稅，晚上睡覺給河北納稅，天天四五個小時在路上跑，哪個父母能忍心

　　4月的清晨還有些微涼，張紅英裹在藍色防風衣里。她已經在這里幫女兒排了4年隊，連814路的公交車司機都認識她，進站時隔著擋風玻璃朝她點點頭。

　　“孩子太累了，來北京找個工作，沒想到這么累。晚上加班到家就快12點了，我著急啊，這時間能睡夠嗎？”張紅英的嗓門挺大，“你要給她排隊呢，她就能多睡一會兒，要不上班也沒精神啊。我多起來一會兒，就當鍛煉身體，她能多睡半個小時呢。”

　　此時，31歲的女兒孫夢已經起來，正在家里享用母親備好的早餐。孫夢大學時讀的是日語專業，老家河北邯鄲沒有適合的工作，畢業后她進了北京一家日企。已經退休的張紅英也跟了過來，照顧女兒起居。她們在北京租房，搬了三次家。孫夢決定，必須在30歲之前買房。

　　那是2009年，北京的房價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夸張，首付60多萬元就可以在東四環附近買套還算不錯的房子。但這對一個普通的工薪家庭來說，也是筆不小的開支，她家拿不出這么多錢。

　　一天，在國貿地鐵站附近，張紅英接到一張小廣告，上面寫著首付10萬元就能在距離北京30分鐘車程的地方擁有自己的房子。那個地方叫燕郊，天安門往東40多公里的一個河北省小鎮，清朝皇帝拜謁東陵時的行宮所在地。

　　那時的燕郊還沒有被密密麻麻的住宅樓占領，新開盤的小區對面是一片綠油油的麥子地，柏油馬路還沒修好，張紅英淌了一腿泥。不過，售樓小姐說，開往北京的814路公交車總站就設在小區門口，到時候上車就有座。張紅英痛快地交了訂金。

　　可售樓廣告說的30分鐘到北京，只是一種理想狀態。想開車上班，先得搖到號吧，而且早高峰進京方向的高速公路在收費站就開始堵了。公交車倒是有專用車道，可人多車少，擠不上去，在車門那兒一“掛”就是十幾二十分鐘，再碰上插隊打架的，司機索性熄火不走了。

　　“這得什么時候走到頭啊！”第一次看到814路車站前的長隊，剛搬來的老梁簡直“看不到希望了”。第二天，他就加入為孩子排隊的陣營。“他們上班給北京納稅，晚上睡覺給河北納稅，天天讓人家四五個小時在路上跑，哪個父母能忍心啊！我也分析過，家里稍微有點錢有點勢力回去能安排工作的人，不會到這個大城市來做這種打拼的工作。”他說。

　　57歲的老梁老家在內蒙古赤峰，那是一個藍天白云、街道整潔的全國衛生城市。為照顧在北京工作的女兒，他賣了老家的房子，來到燕郊。“為了孩子，為了養老，沒辦法。來北京得坐一宿車，年輕時無所謂，硬座都能睡，老了以后睡不著，挺難受，還不如直接搬過來，照顧孩子。”他說。

　　女兒小梁9點上班，晚上加完班，已經錯過了814路末班車，只能坐黑車回來。“真心疼，我只能幫她這么多了，也幫不了別的。”老梁說。每天早上6點，他就起床出門排隊。

　　814路的終點站北京國貿，是通往河北燕郊的交通樞紐。但這并不是小梁的目的地，她還要再擠18分鐘的一號線地鐵。有一次，老梁去北京辦事，和女兒一起走。公交車在國貿橋下停穩后，小梁說了句：“爸我先走了啊”，就朝地鐵站跑。老梁一路追，使勁追，追到地下通道入口時還能看見個背影，但等他走下樓梯，女兒已經沒影兒了。

　　“這‘跑班族’跑得可真夠快啊！”他說著笑了起來。

　　張紅英笑不出來。這些地鐵里“拿著東西一邊吃一邊跑”的年輕人，她“看著就揪心”。“在北京打拼實在不容易。你看我姑娘，昨天到家都10點半了，也沒吃飯，喝點水，喝點牛奶，就睡了。他們中午就休息一個小時，我讓她帶飯，就不用下去跑，還能休息一會兒。她不愛吃肉，我早上炒個菠菜雞蛋，西葫蘆，這配色多好啊，有黃有綠的。”她對自己的作品挺滿意。

　　不跟父母在一起時，也很獨立、強勢，但跟父母在一起，就會不自然地有撒嬌的感覺

　　燕郊的早高峰在6點半就到來了。紅色摩的穿梭在街道上，幾輛淺綠色的公交車堵在十字路口。黑車司機和早點攤兒的小販一起霸占了最外面的車道，前者大聲嚷嚷著“國貿國貿啦，十塊十塊，上車就走”，后者踮著腳把剛出爐的熱煎餅舉到公交車窗口。

　　節省排隊時間的辦法有很多種，但插隊是這里的大忌。“傻逼！排隊！”隊伍里不時爆出一聲怒吼，還曾有“火爆脾氣”的東北鄰居把插隊者揪出來，摁在地上打到鼻子出血。司機看見也不吭聲，打完了，人都坐穩再開車。

　　張紅英看不下去了，“這不是浪費時間嗎，姑娘眼看就要上班，時間就要誤了”。她和幾個排隊的父母提議，別光給自己的孩子排隊，順便也維持一下秩序，不然誰都別想走。她從書包里掏出一只“志愿者”紅袖箍，套在左胳膊上開始指揮，“一個跟一個，不要擠啊排隊啊，還有座呢……好啦，司機師傅關門走啦。”

　　紅袖箍是在北京國貿公交車站排隊時別人給的。有一次，張紅英想看看女兒回家時排隊到底要花多長時間。“我去北京玩啊，順便去給你排個隊。”她跟女兒說。下午5點半，張紅英到達國貿橋下的814路公交車站，1小時40分鐘后才排到最前面。她一邊等女兒下班，一邊幫忙維持秩序。

　　“你是志愿者？”站臺上的“黃坎肩”問，還給了她一個紅袖箍。

　　“算是吧，我在燕郊管著呢。”她笑笑說。

　　女兒孫夢起初并不希望母親去排隊，她說自己早起半小時就行了。“不行！”張紅英堅決反對，“早起半個小時就睡不好，睡不好沒法上班。我也習慣了，早起一會兒沒事。再說，我白天還可以睡覺，你白天不能睡覺啊，我又不上班，就給你排著吧，你太辛苦了。”

　　反抗失敗，孫夢只能給母親多買些護膝和厚底的鞋子，保護她經常疼痛的膝蓋。但是遇到下雨下雪或者母親身體不舒服時，她會提前“警告”母親：“你要是再去的話，以后我就一直不用你去排隊了。”

　　張紅英答應了。可第二天早上，如果不是真的病得起不來，她還是偷偷出門去。

　　“哪一個當媽的不心疼孩子啊！”62歲的山東人明阿姨站在隊伍中苦笑著。她幫在商場工作的女兒排隊，“小是不小了，20多歲了，但當媽的不放心啊。你想，要是沒座，到那兒站一天多累啊。有時孩子來了，他們還不讓進，說我們沒排隊，排的不是這個隊。”她撇撇嘴說。

　　張紅英和女兒也受過委屈。那天，孫夢像往常一樣，擠進隊伍，站在張紅英前面。可后面的小伙子不干了。

　　“你為什么站我前邊？”小伙子的聲音很不客氣。

　　“我媽幫我排隊了。”孫夢回了他一句。

　　小伙子拽住孫夢的衣服，抬腿想給她一腳。孫夢閃開了，可站在旁邊的張紅英急了，她像母雞一樣張開雙臂，把女兒扒拉到身后，堵住小伙子喊了一嗓子：“你打我吧！”

　　對著一個老太太，小伙子沒敢再動手。車來了，孫夢被后面的人稀里糊涂地擠上去，可她越想越不對勁，“我媽怎么樣了？我怕他回來打我媽！”

　　車開了一站地，孫夢從幾乎沒有縫隙的車廂里拼命擠出來，打車回814總站。可往常還會在車站維持秩序的母親不見了，還沒帶手機。孫夢先去附近的菜市場找了一圈，沒人；回家看看，也沒人。她哭著打電話給親戚：“我找不著我媽了！”

　　其實，張紅英只是和孫夢走岔了。看見女兒站在樓下，她挺意外。

　　“他回來了沒有？他上車走了沒有？”孫夢迎上去問。

　　“我沒事，他不打我。”張紅英語氣輕松地說。

　　這不是母親第一次攔在孫夢身前。還有一次，母女倆正在小區里散步，一只大狗突然撲上來，孫夢下意識地往母親身后躲。“哎呦，我媽就被咬了。”她帶著哭腔說。

　　張紅英的手被狗的牙齒刮破，孫夢直到現在還是很自責。“如果我跟我姥姥在一起，我就會站在她面前，但是跟我媽在一起的話，老覺得還是她在保護我。不跟父母在一起時，我也很獨立，比較強勢，但跟父母在一起，就會不自然地有撒嬌的感覺。”

　　“但是后來我想，如果再碰到這種情況，我絕對不會讓我媽攔著！”這個短發姑娘拿起桌子上的紙巾使勁抹走臉上滑過的眼淚，“我一定會打那狗！”

　　有時就恨自己，當父親的沒能耐

　　經過多年觀察，張紅英發現燕郊排隊的父母分為三撥：最早一撥5點半就出現了，那是孩子上班特別早或者特別遠的；接下來是包括她在內的“中班”父母，6點半左右開始排隊，那是燕郊早上最喧囂的時候；最后出現的“晚班”父母離開車站時已接近8點，燕郊即將恢復平靜。

　　張紅英到達車站時，60歲的遼寧人老包正往家里走。路上，他碰見剛出門的老蔡。“你今天不排隊了？我那個已經上完了，走了。”戴著眼鏡的老包站在路邊，慢悠悠地說。

　　“不排，兒子出差了，不在家。”老蔡說。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那不是電視報道，昆山去上海上班的，有地鐵，比咱們這兒方便，我看那天報道的時候也掛了一句燕郊，是不是……”

　　“今年河北的工作重點應該是治理污染，小企業關、停、轉，估計涉及交通這塊的少。”老包退休前是機關里的公務員，說起話來愛分析。

　　兩年前，老包家在燕郊買了房，他和老伴從老家搬來照顧兒子起居。“我們這個年齡段，孩子就一個兩個，兒女在哪兒落腳，父母也就跟著了。”老包說。

　　“你不得跟著照顧他嘛。”老蔡附和著。一年前，他和老伴離開河南開封老家，來這里照顧剛出生的孫子。早上，他出門排隊，老伴留在家里做飯。

　　老伙計們湊在一起聊聊天，時間倒也過得快。雖然大家叫不上彼此的名字，但誰今天沒來、誰搬到北京住、誰的兒子生了孫子、誰的老伴住院，都一清二楚。可是，如果熟人都走了，自己出門時又穿少了，站在那里就不怎么好受了。

　　“走了好幾輛車了，一起的老頭老太太都走了，人家孩子都來了咱的怎么還沒來？”王立柱戴著鴨舌帽，搓著手說。他幫兒媳婦排隊，“有一次等了40分鐘她才出來，哎呦，哈哈哈，她沒起來，又睡了幾分鐘”。

　　59歲的王立柱是黑龍江大慶人。2008年，小兒媳婦生了對龍鳳胎，他跟單位請了10天假來北京。“人不就是這樣嗎，一有孫子，孫子什么樣總得看看吧。到這一看，這倆孩子太好了，不能走了。”

　　王立柱的小兒子以前是水泥廠工人，下崗后和媳婦到了北京，他跑業務，媳婦在秀水商場里當導購。倆人在北京管莊附近租了間平房。王立柱覺得老換地方對孩子不好，他掏出積蓄，又向親戚借了幾萬元，讓小兒子在燕郊買房，裝修完還沒晾干，全家人就搬了進去。

　　每天早上5點，王立柱就睡不著了，他輕手輕腳地起來，燒開水、做早點，然后叫醒兒媳：“到點了，起來吧，吃飯了，我去排隊。”

　　“爸你別走了，我站著去吧。”兒媳婦也勸過。

　　“你站著多累得慌啊，我排一會兒吧。”他飯也來不及吃就出門了。

　　王立柱的老伴幾年前去世，幾乎從來沒抱過兒子的他一個人照顧兩個孩子。一個哭，另一個也跟著哭，一個病，另一個也跟著病，醫院的人都認識他了。等兩個孩子病好了，王立柱也病了一場。

　　“現在習慣了，也不累了。剛開始累得我啊，我不干了，愛咋地咋地，把我累死了。可一尋思，兒子呀，也沒辦法。有時就恨自己，當父親的沒能耐，要是父親是大款，給孩子幾百萬，買個大房子，雇個保姆，還用啥啊！咱沒能耐，兒子也沒啥能耐，有錢人都在北京買房了。”他嘆著氣，雙手插在褲子口袋里，顯得有些駝背。

　　“爸！”一個扎著辮子的瘦高女子在背后叫他。聽到這一聲，王立柱精神了，臉上又有了笑模樣。

　　兒媳婦來了，一天之中的第一項任務完成。他揚起手跟站在身邊的張紅英打了個招呼：“我先走了啊，回去送孫子上幼兒園。”

　　真的挺累的，不是來回跑得累，心累

　　今年兩會期間，中央電視臺一期節目報道了燕郊這些排隊的老人。節目中有一位名叫秦桂珍的60歲老人，黑蒙蒙的天色中，她裹著羽絨服站在人群中，幫女婿排隊，凍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他挺辛苦的，從小上學的時候，家離學校二三十里地，半夜起來到學校七八點鐘才能趕上上課，所以說他挺苦的，然后到這上班還這么苦，我就挺可憐他的，我就為他排隊吧，讓他多睡一會兒。”秦桂珍說。

　　“您眼睛沒事吧？”記者問。

　　“沒事……”秦桂珍抹了一下眼淚，盯著遠處，探了一下身子，突然咧開嘴笑了，“俺家姑爺子來了！”

　　女婿肖楓在西北三環上班，814路到達終點站國貿后，他還要擠進一號線地鐵，換乘四號線，出來后再坐幾站公交車，每天上班路上就要花兩個半小時。秦桂珍來燕郊照顧外孫，她看女婿一個人撐著這個家，提出幫他排隊。

　　有一天，秦桂珍慌慌張張地出門，到了車站發現一個人也沒有。“哎呀，是不是起晚了？”走回來看見小區門口的保安，一問才發現只有凌晨1點。原來，她的手機白天掉到地上，電池摔出來，鬧鐘時間弄錯了。

　　在電視里看見丈母娘凍得眼淚都出來了，肖楓心里很愧疚。“挺不好意思的，畢竟她那么大歲數了，還要給我排隊。我之前也沒太注意，到那兒就上車。”秦桂珍倒覺得沒什么，只是聽見鄰居說“哎呀，上電視了，你是名人了”時，她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期節目播出后，網上形成了兩種不同看法。一位網友想起了自己的母親：“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啊！高中時媽媽也是為了每天早上讓我多睡會，都把牙膏擠好，早飯擺好，再趁我吃飯時下樓把自行車從車棚推出來。小時候不懂感恩啊，習以為常，現在想想天下父母都一樣，不管孩子多大了，都愿意犧牲自己讓他過好點。”

　　現實中，張紅英也遇到過類似的質疑。有一次，她在北京跟別人聊天，說起自己早上幫女兒排隊，對方聽了吃驚地問：“怎么還要給他們排隊啊？”

　　“公交車人多啊，小區里住了10萬人呢！”張紅英大聲解釋，“可憐天下父母心！你們不知道這個情況，要是你們來了燕郊，兒子姑娘在北京上班，你們也會這樣。我沒法跟你們溝通，你們沒看到這個情景。”

　　看見網上有人質疑這些年輕人，老梁也幫他們辯解：“有人說他們真享福啊，還讓老爹給排隊呢，豈不知道這老爹是自愿的啊！”

　　實際上，女兒小梁并不希望父親幫自己排隊。怕父親在外面站的時間太長，小梁起床后在家里緊忙活，“還不如自己去站呢”。她曾經提出不在家里吃早點，就可以省下時間，可母親不同意。

　　“她覺得我一天都不在家吃，吃不到炒菜，她早上炒菜給我吃你知道嗎？”小梁瞪大眼睛說，“沒辦法啊，一定要吃，不然我媽白做了，如果吃得少，她又會說，你都沒怎么吃！”

　　小梁今年27歲，她其實并不想在燕郊買房，“我自己在二環租房挺方便的”。現在，她下了班就得往回跑，坐上車還得給家里打個電話，要不然父母不放心。她考慮過回北京租房，但想了想，心里過意不去，“我爸媽在這兒，說白了無依無靠，背井離鄉，如果我每天回來，即使我辛苦點兒，但他們會覺得一天能有個盼頭”。

　　因為排隊，她還和父親吵過一架。有一次，老梁身體不舒服。“爸，你別起來別起來。”可父親說自己沒事，硬要出門去排隊。小梁急了，“不讓你去就不讓你去，你說你去了挺冷的，你這還難受著呢，我心里也難受啊。”

　　“有時候不是你想怎么樣就怎么樣，你要考慮他們的心情。”偶爾，小梁也會跟別人抱怨一下，“我真的挺累的，不是我來回跑得累，我是心累。”

　　但這些話她從沒對父親說過。父親前不久過生日，小梁買了臺平板電腦送給他，父親的微博也是她幫著給注冊的。

　　孫夢的同事也曾勸她搬回北京住，但她不放心母親，怕張紅英一個人在家被推銷的騙了，或者高血壓犯了沒人管。“畢竟我現在年紀還不是特別大，沒有結婚，可以來回跑，以后牽絆的事情多了，想跑也沒辦法跑了。雖然我現在累一點，但是跟我媽在一起還是挺好的。”

　　為了姑娘就不累，為姑娘干什么就覺得，呀，特別有心勁

　　央視報道過后，張紅英在車站見到過好幾撥記者。就連來燕郊看房的北京中年婦女路過814路車站，都會敏感地掏出手機拍照，“就是這兒吧？都成一景了！”

　　“為什么你們最近對這個事這么上心？”張紅英不明白。一名記者告訴她，可能是因為“京津冀一體化”的新聞，人們又想起這個已經發展多年的小鎮。

　　如今，這里有北京百年小吃“小腸陳”，有酷似“必勝客”的“意薩歡樂餐廳”，還可以使用北京公司發的味多美、沃爾瑪購物卡，看上去越來越像北京了。但人們留在燕郊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這里因此又被稱為“睡城”。

　　周末，燕郊的年輕人多了起來。孫夢呆在家里，她不讓張紅英做飯，自己下廚做了個糖醋排骨。有時，她會帶母親去北京看電影，看芭蕾舞，或者帶她去商場買衣服，然后再去肯德基里吃個圓筒冰激凌。

　　“她挺好的，老是給你驚喜。”張紅英臉上露出笑意。“我過生日，她給我買項鏈，有珍珠的，有銀的，有金的，還給我買玉手鐲。”她一樣一樣數著，“我挺感動的，她休息時間不多，還來陪我。”

　　“她怎么沒跟我這么說過。”聽完記者轉述，孫夢樂了，“我每次給她買，她都說不好，怕花錢。”

　　在這些排隊的父母口中，孩子都是“懂事的”。來自東北的董阿姨說，一天晚上她回家，發現兒子已經把飯做好了，還喂到她嘴里，說了句：“媽媽，謝謝你。”

　　“北方男孩子一般不怎么說這些，我看他沒咋說，眼淚就在眼圈里，沒流下來。”董阿姨也哽咽了。

　　這些年來，燕郊的樓越蓋越多，孫夢家對面新建起來的小區，馬上就要交鑰匙，上萬人即將入住。這幾天，連燕郊的黑車司機都在說，到時排隊得多壯觀，更上不去車了。

　　這里已經是個體型超大的小鎮了，房地產廣告牌刷上的最新口號是“低密度”。王立柱送孫子去幼兒園，發現一個班里有接近100個學生，老師都得用大喇叭上課。

　　為解決814路公交車的排隊困境，老梁曾在網上給北京市長信箱寫過信。為了讓數據有說服力，他拿著工具尺，站在車站旁邊量過：早高峰時一塊地磚上最多能站兩三個人，排隊長龍在200-250米之間，乘客等候30-40分鐘才能乘上車。

　　“我經常為女兒上班排隊，深知在京城上班的燕郊人的苦楚……敬請北京市領導理解和可憐天下父母心。”他在信中這樣寫到。

　　沒想到，這封信真的起到了效果。沒過多久，814路在早高峰期間縮短了發車間隔，增加了車次。老梁說，現在每個人排隊的時間可以減少一半。最近，他又騎著自行車去燕郊火車站附近轉悠，挺希望能開一班通往北京的通勤列車。

　　“這些‘跑班’的孩子，他們比我們還苦呢，我們那個時候身體累點，沒有那么多壓力，現在這些孩子的壓力真是太多太多了。這是我自己孩子，那些也是孩子輩的人，哎呀我真替他們……”他沒說下去。

　　張紅英能為這些孩子們做的，就是繼續留在車站維持秩序。她看見一輛車進站，就能知道這是多少座的，是大車還是小車，能裝多少人。有一次下雨，她和幾個母親撐著傘站在車門口，給這些年輕人遮雨。第二天，年輕人買了豆漿、油條和包子，放在她的自行車車筐里。

　　“也有覺得特累的時候，但為了姑娘就不累，為姑娘干什么就覺得，呀，特別有心勁，心情挺好。”張紅英說。她最著急的是女兒的終身大事，“你看，在這大城市打拼多不容易，連自己的個人問題都沒時間解決。”聊天時沒說幾句，她就扯到這個話題上。

　　“您想給女兒找個什么樣的？”記者問。

　　“在北京有房的。”她首先提了這么一個要求，“這樣就不用排隊了。”

　　早上7點左右，孫夢在車站前和母親會合。她上車，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不過兩分多鐘的時間，原本空蕩蕩的車廂就塞滿了人。隔著玻璃，孫夢可以聽到母親在下面喊著“不要擠啊”。有時，個頭兒不高的母親會被后面包抄過來的插隊者擠到人群中間。

　　車門“呲”地一聲關上。張紅英抬起頭，發根露出一圈新生的白色，看起來很刺眼。814路出站了，車窗外，張紅英沖女兒微微笑著。孫夢說，這是她最難受的時刻。

　　“她越笑，我越難受……”淚水漫上來，孫夢說不下去了。

　　但是，沒有時間傷感。一天的征途剛剛開始，814路將向西行駛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北京。孫夢應該抓緊休息一會兒，終點站所在的那座巨大的城市里，還有一大堆公司報表等著她呢。(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孫夢為化名）（記者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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